附录 抗日杀奸团简史(节选)（第3/5页）

这里抄录1940年8月15日的敌伪报纸《华北日报》和天津的《庸报》上面的记载：大标题是“北平恐怖分子全被肃清，重要人犯即将判处罪行”，还有“自去年以来，北平市内频频发生之暴杀、放火不法事件，经严密侦查，得悉以北京大学学生李振英(23岁)为团长，华北中学学生刘永康(18岁)为副团长组织的北平抗日杀奸团已于8月中旬将自团长以下全体50多名一起逮捕，引渡于日本宪兵队审讯……彼等组织以暗杀中日要人，破坏日本军及政府主要官厅重要建筑物，而图扰乱后方为目的。团员之大部分皆为大学、中学的学生，并有数名女性在内，其中最高年龄为20多岁，最小年龄为17岁，但就全部团员而论，则以17岁、18岁者为多……”

他们被捕后都关押在北平沙滩老北大校址的日本宪兵队，受尽酷刑。9月24日他们部分被解至日本华北驻屯军最高司令部军法会议的拘留所(位于北平炮局监狱东院日军监狱内)。11月24日被日寇军法会议判决：其中李振英、刘永康、叶于良被判无期徒刑。孟庆时十年。周庆涑、王文诚、纪澍仁、曹绍蕙(女)五年。应绳厚、朱惠玲(女)三年。纪凤彩(女)、王知勉、李澄溪、东普、张家铮、王肇杭一年。还有经各自家庭营救释放的有：郑统万、郑昆仑(女)、魏文昭(女)、

炮局监狱岗楼

魏文彦(女)、蒋淑英(女)、乐倩文(女)、屠珍(女)、龚肇机、缪达等人。被判刑的都被投入北平炮局子监狱西院的伪河北省第一监狱外寄人犯临时收容所，这是专为被判刑的抗日人士设立的机构，由日寇直接监管。他们一进所都被砸上脚镣。李振英因受刺激精神失常，狱吏残酷竟另加手铐，还与脚镣锁在一起，两天后才打开手铐。监狱的生活条件极差。医疗方面虽有中西医各一人，但有医无药，形同虚设。纪澍仁生病无药医治，逝于狱中，时年仅18岁。其他人刑满的先后出狱，最晚的则在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3日才获得自由。

……(省略若干内容)

内地支援

……

(二)最后的几件事

有一次军统来公文要抗团把全体人员履历造册集体参加国民党。大家参加抗团是为了抗日，这是在全民抗战时期，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与党派没有关系，要他们参加国民党，他们是否同意毫无把握，代他们决定很不妥当。抗团总部虽有部分抗团人员名单，但残缺不全，就以此理由拒绝办理入党手续。

军统也曾几次要抗团调查共产党的事。这种事很难对待。明显不愿意做这种工作，但又不敢公开反对。如果这样做，谁知会有什么结果。只好用拖的办法。例如有一次公文上说：“北平志成中学校长吴葆三的侄子吴富恒是否共产党员，立即查明报复。”其实这事很清楚，他与抗团好几位的关系都很深，这事就是拖着不复。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尾声也有高潮。美军轰炸东京，一次投弹数量比日军轰炸重庆一年的还要多。以后又有两颗原子弹，再加上苏联在东北参战。结果日本投降了，全国一片欢腾，自发上街大游行。到处敲锣打鼓放鞭炮。大家见面握手，拥抱，跳跃。

在这欢庆之后，跟着就是一片空虚、失落的感觉。因为全心全意要抗日，日本投降了，要打倒的目标没有了。以后又干什么呢？抗团没有进一步的目标。

抗团的任务没有了，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抗团向何处去？这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

首先要做的是撤销界首联络站。孙若愚、钱宇年去平津。在平津沪三处营救仍关在敌人监狱里的同志，联系失散的同志，并帮他们解决必要的问题。寻找叛徒。

1946年春孙若愚和杨国栋回到重庆。大家一起研究抗团的去向问题。这时戴笠乘飞机出事了，这对解决抗团去向开放了一条大路。因为他对抗团自有他的目的。如果他在，这问题的解决很难预测。会议结果，最终决定抗团解散。

解散的条件是：①以后不得有任何人以抗团的名义从事活动。②为了解决一些人暂时找不到公职的人的生活，在北平暂发十八人的工资，在上海六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