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回现场（第5/26页）

研究海洋中国及东南亚贸易的史学家王赓武在《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中指出：“市舶使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往往独立于地方当局之外，并由宦官控制”。这一内廷宦官主导海外贸易的传统一直沿袭到郑和时代都没有变化过。在这种情况下，海外贸易和政治合法性和皇帝私人财库密切相关，却不能增加国家财政层面的财富。这并不是一种企业行为和商品经济，从中是绝无可能萌生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更别说使整个国家向海洋国家转型了。

如果当时能向一个海洋国家转型，那必须有一个高度活跃的民间海外贸易为基础，并把整个国家当做一个贸易公司来经营（正如威尼斯、荷兰之所为），但这在唐代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唐代的官方海外贸易毫无意义，它至少提高了远程贸易量，而这本身也标志着跨文化互动规模的增长。但我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唐代的“开放”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开放”，它和历代一样严格限制内部居民流动，行旅往来于道路河川咽喉之地都要查验官府签发的通行证，更不许居民私自出国（所以玄奘和鉴真两位大师按唐代法律都属于非法出境）；它也屡次禁止民间参与海外贸易，只是闽粤一带天高皇帝远，这一禁令收效甚微。

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能得以逐渐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们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边缘位置，这使得当地社会能打破官方垄断的企图，灵活地自我调整以加入到海洋贸易的活动中去，但代价则是他们的活动常常无法得到官方的支持。这有点类似《东南亚贸易时代》中所提到的东南亚在17世纪的悲剧：由于权力和贸易密不可分，统治者和大臣不允许一个拥有自己声音的、独立于宫廷之外的大商人阶层存在，加上西方列强的竞争和打击，遂使当地无法向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转型。

应该说，中国并不曾失去那个机会，因为它并不曾有过——至少在唐代是如此。然而理解这一历史，则不失为中国人一个反思的契机。

仁宣之治与仁宣之死

在中国古代史上，有很多个盛世，有名的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明朝有两个可归入“盛世”的时期：一个是“仁宣之治”，一个是“弘治中兴”。明末清初时，有人也把万历时期也说成一个盛世，但后来又有言论称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此后少有人再把万历朝称为盛世了。

明朝治世：仁宣之治

仁、宣，指的是明代第四位皇帝仁宗朱高炽和他的儿子宣宗朱瞻基。仁宣之治与其他盛世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它的延续时间特别短，两朝加起来不过11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康乾盛世持续时间超过了100年，占了整个清王朝约近一半的时间。

康、雍、乾分别是清代入关后的第二、三、四位皇帝，与明朝仁、宣二帝一样，符合一个朝代开国之后，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国势逐渐上扬，遂进入升平之世的发展特点。但盛世的形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准备期和巩固期，相比之下，仁、宣两代的11年，就显得太短促了。

怎样才算得上盛世？一般来说有两个标准：首先得物阜民丰、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其次，国力强大，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能记得住的文治武功。

然而，若仅论国力之强大，仁、宣时期无疑要输给它前面的永乐朝。明代历史上著名的下洋入番、五伐漠北、营建北京、经略安南、编纂永乐大典等都发生在永乐朝；仁、宣时期，几乎没什么宏大政绩可以称述，甚至在宣德朝，还接连发生藩王造反、交阯行省独立等一系列重大事变。

如果说永乐朝是夏日江水暴涨时的壮阔场面，那么仁、宣时期则像立秋之后江水逐渐退时后呈现出的和睦、升平景象。实际上，仁、宣朝在国力上呈现出的“颓势”，正是仁宗和宣宗对永乐朝好大喜功政策进行刻意调整的结果。

永乐时期大兴事功，国力消耗非常大，好比郑和下西洋，花费无数金钱和人力，却只宣扬了“国威”；朱棣数次北征，耗费巨大钱粮，给国家财政和人民带来了异常沉重的负担。仁宗即位后，立刻通过大赦天下的诏书，停止了这些劳民伤财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