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3/29页）

“釜底抽薪”焚书令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被秦王和李斯所奉行。

此后的秦国完全按照韩非的轨道高速的运行着。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8年，秦破赵；前226年，秦破燕；前225年，秦灭魏；前224年，秦灭楚；前222年，燕赵残余俱亡；前221年，秦灭齐，天下归一。

秦统一之后，按照韩非的思路，构建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秦王嬴政改帝号为“皇帝”，自称秦始皇。废除谥号制度，禁止百官议论皇帝的是非。在李斯的坚持下，秦始皇选择了郡县制，统一了法律、度量衡、文字和车轨，开中国两千年封建大一统之先河。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任命李斯为丞相，走到了仕途的最高峰，同时也走到了他反儒道路的最高峰。

这一年，在咸阳宫的酒宴上，博士们借着酒兴发生了一场争论。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秦政府是否应当以历史为师，修正全面实行郡县的政策。秦始皇非常反感儒生们“借古非今”“横议朝政”，便授意丞相李斯，将这个问题下到朝廷会议继续讨论。

李斯再一次扮演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执行者。在廷议的讨论中，李斯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作为法令，颁布执行。

很显然，焚书令是完全针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批评法家路线而起草的。喜欢借古讽今的儒家当然首当其冲。后世史家常常拘泥于焚书令毁掉了多少先秦文化典籍，其实不然。由于秦朝官府做好了图书备份，只焚毁民间藏书，因此，焚书令对文化典籍的破坏远不是论者们所想象的那么大。

事实上，焚书令最核心的意义在于，它借焚书完全禁绝了自由思想，彻底毁灭了“不治而议论”的士阶层，使整个先秦诸子思想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秦亡以后，极个别尊随孔子的汉儒试图恢复儒生议政的传统，但是，无一例外都招来了杀身之祸。七十多年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然而，董仲舒所谓的儒学早已不是独立自由的先秦儒学，而是杂糅法家、阴阳家纲常名教。

客观上讲，李斯之后无真正之儒家，两千年的反孔斗争说到底与孔子无甚关系矣！

唐玄宗：创新与守旧

祥瑞

开元二年二月初一日，长安城内主管天文事务的官员向唐玄宗奏报，预计在当日发生的日食没有出现。重大天象的误报无疑是一场因历法讹误而发生的严重事故。

然而在公元714年的长安城，没有官员因为一次“未遂”的日食受到处罚。相反，宰相姚崇用一份语气热烈的奏章向皇帝表示祝贺，并建议将此事载入史册。玄宗皇帝答应了这个要求，此时距他正式登基不足二十个月。

回顾唐玄宗的即位，也与一场不期而遇的天文事件有关。公元712年秋天，一颗彗星划过夜空中据说是象征皇帝的星座，促使睿宗皇帝决定以退居二线的方式攘除一场可能不利于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灾难。睿宗的突然退位，使自己踌躇满志的儿子与野心勃勃的妹妹之间久已存在的矛盾骤然激化。新即位的唐玄宗率先出手，发动了长安城近七年内的第三起宫廷政变，太平公主被迫自杀，由此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由女强人左右中枢政局的状况。

然而唐玄宗很快发现，帝国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自武则天时代结束后，帝国的政治走势并不明朗。奢靡荒淫之风弥漫宫廷内外，朝堂上下充斥着野心家与投机分子。经济固然没有崩溃，但自然灾害频发，因土地兼并造成的农民逃亡逐渐增多。西边的吐蕃、北面的突厥乃至东北方面的契丹不时骚扰边境，有时甚至发动大的进攻，而帝国的军队并没有战之能胜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