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再给历史把个脉（第15/17页）

为了化解这场冲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于1884年在天津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发展方向。作为中国的番邦一变而成为中日共管。这为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种子。

1888年，慈禧太后让小皇帝光绪即位，经过几年传帮带，慈禧太后定于六十岁时彻底退休，颐养天年，让光绪帝亲政。

慈禧太后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她的退休关乎国家荣誉和一个时代的结束。慈禧太后或许并不想大事张扬，但从国家、朝廷立场上，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因此进入1894年，就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必将围绕在这件事情转。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间点，日本利用朝鲜内部出现的小问题大事发难，清政府为了荣誉为了内部稳定，情报、决策、兵力布局调度、后勤保障，甚至国际沟通等，一律跟不上。中国既不能为了对付日本宣布中止、暂停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那样的话，中国必内乱。中国就在那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左右应对，日本却利用了这个机会猛攻狠打。战争的结局从开始就已注定。

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根本转折。这个转折从根本上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原本可能在洋务新政基础上往前走，在解决了物质的、器械的完美之后一步一步踏上一条君宪主义道路，中国不可能不改变，但中国最不应该的是因外部刺激而改变。中国从此踏上一条激进主义道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经历了“二次革命”之后，国内严重分裂，在参战还是不参战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在这个混乱时期，日本义无反顾宣布参战。但它并没有立即出兵欧洲，而是发兵中国，抢占山东，从德国人手里夺取全部权益。这件事是现代中国的巨大转折，此后的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均与此关联。当然，日本发兵山东值得我们今天检讨的方面很多，中国无论如何不应该总是让内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可能是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时最值得注意的。

第二年（1915年），日本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利用袁世凯萌发的帝制野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中日撕破脸皮的开始。“二十一条”的关键不在山东，而是日本对满洲、蒙古权益的诉求。此时的中国，内政分裂，根本无法寻求共识，无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

经过十几年的混乱、重组，蒋介石在1928年大致统一了关内。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日本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其目的众说纷纭。但从大历史观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清晰，此后几十年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都可以在这个重大事变中寻找到影子，中日交恶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结束。

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总是能巧妙利用时间点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时间点或是中国发展关键期，或是中国困难时，或是中国格外重视的节点。从国家立场上说，日本的这些做法对中国有极大伤害，也非君子所当为。但是从历史教训说，中国也应矫正自己的政治日程，不能以内政压外交，内政、外交应该建立一种良性联动，而不是恶性互动。不能将自己的软肋总是暴露在外，不能给对手留下可攻击的目标，更不能用党派的纷争、政见分歧为重，甚至利用外交危机实现党争的目的。

在外交上，中国在坦荡荡的同时，也应该适度注意“小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或许应该引起中国人的警惕，不要再以“倭人”视日本，更不能以阿Q心态蔑称“小日本”。日本是“大和民族”，是亚洲的伟大国家，是中国无法搬走的邻居，中日必须友好。中日之间只有重建正常国家关系，亚洲和平与稳定方才可期，中国重建辉煌方才可能。

文化的根本在政治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前此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20世纪初中国人精神探索的继续。

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的难题。鲁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