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沟通与决裂（第7/12页）

于是查理下令进行大借款，数目就是议会曾经答应但没有作为议案正式通过的。他派了几个委员前去质问议员中的强硬分子为什么拒绝借款，存在什么阴谋。大批军队分驻在几个郡的老百姓家里。海岸与近海各区奉命提供有武装的船只，这是初次尝试征收海军捐税。伦敦市也被要求筹备二十条船。伦敦市政会回答说，以前伊丽莎白女王驱逐菲利普二世的舰队，也没有用到二十条。国王回答：“从前的先例，是顺从听命，而不是指手画脚。”

为了替这样的话进行辩护，国王命令教士们到处宣讲，要求人民俯首顺从君主命令。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艾博特是个受群众爱戴的人，他拒绝在自己的教区内卖一篇西布索普博士拥护绝对权力的布道集，于是国王下令将这位大主教停职，并将他交坎特伯雷处理。

不过，人民并未因为宗教信仰就忘却自由，况且他们还不确定这种新的热情是否真诚。如果让他们重新召开议会，他们必定会给欧洲大陆上进行宗教改革的兄弟们更多支援。许多市民拒绝付出借款；有些无名无权的人被强拉到军中服役，有些人被监禁，有些人奉命出差远方，人们无法抗拒，只得遵命。人民的不满虽然还没积累到公开暴乱的地步，却也不再是敢怒不敢言了。内阁的一道命令拘留了五位绅士[　这五人分别是托马斯·达内尔爵士、约翰·科贝特爵士、沃尔特·厄尔爵士、约翰·赫文宁翰爵士和爱德华·汉普登爵士。

]，他们知道凡是英格兰人都有权保释，就向高等法院提出行使权利。专横的国王与愤怒的国民都逼着法院作出判决。国王坚持，凡是国王下令拘捕的人，一律不许取保；人民却要求知道，是否所有保卫自由的人，今后都没有保障了。最终，法院没有批准取保的请求，将这五个人送回了监狱（1627年11月28日），但是法院也没有确立国王所要求的原则。法官们面临着双重打击，他们竭力避免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对于专制，他们不表示同意；对于自由，他们又不给予帮助。

在国内的这种骚乱不安中，人民虽然还没有掌握太大的力量，却日益发展着。不久后忽然传来消息，白金汉亲自率军前去援救罗歇尔的军队（10月28日），却以失败告终。失败源于统帅的指挥无方，他一方面没有取得雷岛，另一方面又在撤退时损失了精锐部队。英格兰已经很久没有为这么丢脸的事情付出过高昂代价了。无论乡下还是城市，许多被人民所敬爱的家族，都在悲悼举哀。农民离开田野，工匠离开店铺，去看望他们的东家（乡绅或资本家）是否有儿子或兄弟阵亡，然后回来就咒骂白金汉，谴责国王，并向邻居们讲述他们听到的灾祸及亲眼看到的忧愁。此外，敌人的海军阻断了英格兰的对外贸易，众多商船停泊在港口不敢出海，失业的水手们大谈皇家海军的失败。乡绅、资本家、群众，因这共同的怨愤而团结得更紧密了。

白金汉回来时，虽然仍摆出不可一世的样子，却也察觉出人民已对他恨之入骨。他急需想办法拯救自己，况且宫廷也要想办法扫除障碍、筹得款项。民党中以罗伯特·柯顿爵士最为温和，于是他被国王请去磋商。他的话语明智而坦白，向国王力陈人民的不满有充分理由，因此必须解除他们的疾苦，才能取得他们的支持。他劝告国王重新召集议会，以化解白金汉公爵与人民的矛盾。这个议案应由公爵提出，然后由内阁正式通过。国王听从了罗伯特爵士的建议。

于是牢门大开，凡是因抗拒苛政而被监禁的人，全部释放[　此次共有七十八人被释放。

]。群众欢天喜地迎接他们出狱，其中二十七人被选举为议员。1628年3月17日，议会召开。国王说：“现在人人都得凭良心办事，如果你们不肯各尽其责贡献国家所需，我为对得起良心，只好采用另外的方法来弥补国家可能因某些人的愚蠢而遭受的损失。我说这几句话不是恐吓，只是一种劝告，因为我一向以你们的安全与荣耀为己任。”掌玺大臣接着说：“国王陛下已经告诉你们，他选择这样的方法充实国库并非因为这是唯一的方法，这只是最合适的方法。这样既符合他的恩情德义，又符合人民的愿望福祉。你们若耽误时间，不予供应，国家的需要和敌人的刀剑将逼迫国王使用其他方法。请牢记陛下的劝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