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救国委员会的胜利（第6/9页）

在下层阶级，公社的领袖们威望极高，他们的军事将领是革命军司令隆森，而宣传家则是无神论者阿纳卡西斯·克洛斯，这些人得到了各区革命委员会的支持。革命委员中有一些外籍人员身份不明，这些人被认为是英国派来制造混乱的间谍，企图用过激行动来倾覆共和国。科德利埃俱乐部中的成员大都拥护市政自治派，在丹东时代和8月10日事变中，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人员起到了重大作用，并在那个时期组织了公社，后来这些人都进入了政府和国民公会；他们在俱乐部中的位置也被“第三批入会的爱国者”所代替。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极端革命派——埃贝尔派，他们经常在《杜歇老爹报》上发布一些下流卑鄙的言论，对那些被党派处死的受害者进行嘲弄，并且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在他们的强硬手段下，教堂或者被封闭、或者改为理性教堂，巴黎主教和副主教们被迫在国民公会中背弃天主教，此外，国民公会迫于压力不得不下令以信仰理性来代替天主教。很多城市都举行了庆祝活动，社会上出现了种种不信仰上帝的奇怪现象。

这种局势发展令救国委员会感到十分震惊，于是准备制止和消灭它。共和二年霜月15日（即1793年12月5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讲坛上对这一派进行了攻击，他呼吁说：“代表人民的公民们，由各国国王派遣的联军使用阴谋手段，反对共和国的成立，对此，我们要组建更加英勇善战的军队来回击他们，用提高警惕和实行正义制裁的行动来揭穿他们的阴谋。越是受到爱国主义者的打击，这些敌人和间谍越是加紧联系，并且以自由的借口来破坏自由。现如今，他们又处心积虑，借共和主张来破坏共和国，利用哲学来重新挑动内战。”

在罗伯斯庇尔的言论中，公社中的极端革命派与共和国的外部敌人性质变得相同，他对国民公会提议说：“对于那些无法无天、与外敌阴谋互相勾结的狂乱行为，你们应当立即制止。对于公社这个特殊权力机关不加考虑就轻易地为敌人效劳的行动，我要求你们立即惩处，并宣布，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干预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在罗伯斯庇尔的要求下，曾经按照公社的要求赞成放弃宗教信仰的国民公会，又宣布“禁止一切违反信仰自由的粗暴行为和措施”。

温和派与丹东派的失败

除了要战胜公社外，救国委员会还要抵抗山岳党中主张取消革命政府和各委员会独裁政治的温和派，为了进行镇压还需要建立革命政府，而为了取得胜利则需要实行独裁。丹东这一派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法制，让国民公会能够独立自主，因此他们要求停止革命法庭的行动、释放嫌疑犯，并以此来打击公社派，削弱各委员会的权力。丹东和他的同党菲利波、卡米尔·德穆兰、法布尔·德格兰丁、拉克鲁瓦、韦斯特曼将军等人共同拟订了这个实行宽大、人道和法治的方案。他们提出：要先稳定共和国的战场，在取得胜利后再实行安抚。当这一派变成温和派后，就被罗伯斯庇尔派从政府中排挤出来。

5月31日以后，狂热的爱国派认为丹东的行为暧昧，并没有为这次事变出力，而且又反对对二十二人的判决，遭到了人们指责的丹东，退隐到故乡奥布河岸的阿尔西来躲避风暴。这时的埃贝尔派已有很大发展，丹东在同党的要求下于霜月（12月）初回来。

这时，菲利波站出来指责旺代战役的失败是因为指挥不当；不久前被救国委员会撤职的功绩卓著的韦斯特曼将军支持菲利波的意见，此外，卡米尔·德穆兰在他《老科德利埃党报》上发表言论表示赞同。德穆兰怀着狂热的激情，参加了从7月14日到5月31日的历次革命运动，他赞同革命的一切过激和暴力行为，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建立共和国。他言辞激烈却心地宽厚，为了避免共和国会分裂，他参加了打击吉伦特派的活动，他将自己的党等同于共和国，甚至以牺牲公正和人道来表达自己的忠诚和拥护。但在目前的情势下，还用从前那种为革命服务的方式来打击玷污和破坏革命的人，已经没有作用了。他在《老科德利埃党报》上发表文章，慷慨激昂地谈论自由，尖刻辛辣地评论人物，他通过对古代暴君的嘲讽来影射当前的暴政，他引用古罗马学者塔西佗著作中的例子：“在那个时代，连谈话都可能被视为政治犯，稍不留意，连简单的注视、忧伤、同情、甚至叹息和沉默，都能被当作罪行。卡西乌的后代在家里挂了一张祖先的肖像，就被定为反革命罪；马麦尔库斯·斯考路斯在悲剧著作中引用了一句意义双关的诗，就被视作反革命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