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1945年以来的全球竞争和世界主义（第5/14页）

1947年，当新生的犹太人的以色列国通过武装一边反对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控制巴勒斯坦）一边反对从穆斯林征服时就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军事行动而得以存在，中东也成为了冲突的温床。犹太人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灭绝欧洲犹太民族的影响而极大地激发了民族主义和宗教情感。纳粹将数百万犹太人从他们欧洲的家园中驱逐出来，并以专门设计的毒气室来杀害他们。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至少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魔掌。幸存的人认识到很难再继续生活在欧洲。因此，很多欧洲犹太人认为，唯一能够避免成为受迫害者的少数民族的方法，就是迁徙到犹太教最初产生的圣地。但是要在巴勒斯坦形成多数犹太人聚集地和建立犹太人国家需要大规模的驱逐居住在这里的阿拉伯人。而且当犹太人诉诸武力夺取土地和建立国家时，一些邻国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当地的阿拉伯人都深感被侵犯。

阿拉伯人的自尊和《古兰经》的训诫（可以宽容穆斯林社会中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但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无法容忍以色列的兴起。没有哪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愿意接受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即使联合国裁定（1947年）巴勒斯坦应分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部分。通过建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来加强阿拉伯力量的努力未能实现持久的成功。政党和宗教敌对以及贫困和技术落后继续困扰着阿拉伯地区，但是这些缺憾有助于煽动公众对以色列和对很长历史中作为在很多穆斯林地区不太惹人注意的少数民族犹太人的仇恨。而新一轮从穆斯林世界移入的犹太人导致了以色列已不再像以前那个全部欧洲式社会的面貌。

中东来之不易的休战经常被在1948～1949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间接连爆发的战争所打断。以色列取得了前三次战争的胜利，在1967年已经能够确立对耶路撒冷的完全控制，同时将前哨扩展到约旦河东岸和苏伊士运河西岸。然而，1973年的战争双方近乎势均力敌，接踵而来的休战协议见证了以色列人从苏伊士运河的撤军，不久之后苏伊士运河在埃及的管辖下重新开通恢复正常通航。

像世界其他所有充斥着种族、部落和宗教对抗的地区冲突一样，中东力量均衡的局面直接依赖来自大国的武器供应。以色列在早期的独立事业中从法国获得了武器，而此时法国正在与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交战。当法国政策转变并开始寻求同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和解时，以色列完全转向了美国；而美国支持犹太人的情绪十分强烈，尤其在犹太裔美国人当中。当法国、英国和伊拉克联合袭击埃及的行动在最初阶段就被联合国决议阻止时，苏联许诺在1956年后为埃及提供武器（顺便提及，这也是美国和苏联发现两国在战后的国际冲突中为数不多的具有统一立场的事件之一）。但是中东的苏美合作极其短暂。两个大国在20世纪60年代似乎又相互斗争：以色列依赖美国的武器，阿拉伯国家依赖苏联的武器。随着埃及政府的翻脸而与苏联关系破裂，这种联盟在1973年之后迅速改变。冷战重组的结果反而有助于引发一个世界事务的“新纪元”，即恰当的被描述为“冷战的解除”。

冷战的解除（1973～1991）

世界关系新纪元的背后是美国和苏联存在的国内困境。它们彼此形成鲜明对比的经济管理模式开始失效。这让人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共产主义和美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方法在50～60年代一直运转良好。

美国的困难，一定程度上，源于其不愿意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支付越南战争的开销。但是还存在着一个根本问题。美国经济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前几年中，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直接向海外援助的食品和工业物资数目巨大，但是进口却保持适中。这意味着当财政和税收政策在国内被合理运用时（如在越南战争期间就没有）就可以持续不断地增强经济活力。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国民经济政策管理的新思想和数据显示，已经很好地解决了早期令人困扰的繁荣和萧条的交替动荡。当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口石油和其他物品时，仅适用于国内的财政和信贷政策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力。全球经济日益需要全球管理，但是没有哪个政府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做出切实必要的决定或推行适当的财政和税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