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亚洲对工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反应 （1850～1945年）（第5/11页）

世俗主义也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得到了迅速发展。最重要的是寻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瓜分中东的法、英两国手中得到政治独立的心情极为焦虑。伊拉克在1932年至少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他阿拉伯国家才迎来真正的独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梦想恢复所有阿拉伯人完全统一于真理旗帜之下的早期伊斯兰教的荣耀。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由法、英两国所强加的现存政治框架内，这种泛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却超越了其试图作用的范围。由于各种讲阿拉伯语的亚洲和非洲地区存在深刻的差异，所以泛阿拉伯思想是不实际的，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此外，伊斯兰教的准则成为极端束缚各种现代国家的基石。但是自古以来阿拉伯人的意识都同伊斯兰教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世俗主义者和非伊斯兰的改革运动，如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改革和伊朗的礼萨·巴列维国王的改革等，都不能获得广泛的支持。

这样的政治经历是极其悲惨的，在1850～1945年间穆斯林民族的文化或经济史中几乎不存在任何足以缓解这种趋势的事件。传统的穆斯林教育系统与教授西方科目的新式学校并存。这种制度的分歧与思想分歧相对应。大部分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穆斯林都把穆斯林的思想和准则，同这些毫无疑问来自西方的技术和知识严格地区别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出现真正的创造力和发自内心的自信，的确，在1850～1945年间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享誉世界的穆斯林人物。

同样在经济方面，现代工业未能有效地扎根于穆斯林地区。与发明速度极高的早期相比，此时的新商业和技术改进往往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例如欧洲的管理者改造了埃及和伊拉克的灌溉系统，从而开辟了新的耕地并且这些土地可以暂时地供应这两个国家的农业新增人口。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波斯湾大部分的石油工业由外国人进行指导并管理。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穆斯林独立的首创精神已无足轻重。

然而，伊斯兰教却并没有衰落。仍有数百万人保持着对穆罕默德的忠诚，即使是在大多数被西化的人中，还普遍保持着可以将非信教者同穆斯林相区分的宗教仪式。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间长期的对抗中，穆斯林文明的继承者很难抛弃其宗教信仰，因为这似乎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背叛，而且也是一种文化变节。

另外，在世界一些重要地区中长期持续向伊斯兰教皈依的进程，一直延续到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例如在中非和西非的部分地区就是如此，那里的伊斯兰教士在与同样苦于和欧洲殖民统治密切联系的基督教传教士的竞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穆斯林在失去统治集团的地位并和同病相怜的印度教徒、佛教徒邻居及前臣民一样屈服于西方的政治统治后，他们的自我意识和内部约束力空前高涨。

1945年以前世界上七分之一的人口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而这些人就是承认穆罕默德是真主的最后一位使者的穆斯林。相反曾遭受穆斯林统治的两个重要社会群体：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和印度的印度教徒都比较成功地应对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挑战。

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塞尔维亚对土耳其统治的反抗一直持续到1912～1913年，在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联合的努力下将土耳其赶出欧洲，使得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地除了一些零星的立足点以外几乎全部丧失，而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从1803年开始通过一系列的起义和外交危机从奥斯曼统治下赢得了独立。强烈煽动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充满仇恨和冲突的民族主义使巴尔干半岛在整个19世纪成为政治的火药桶。

与穆斯林不同，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没有明显感受到传统东正教与西方现代化道路是不可协调的。所以这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相适应的，并且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经过民族主义政府谨慎地推行，因为对于一个较小的政府而言国家的实力和安全要求当地的武器制造厂和通信网络系统能够快捷地转移到任何有危险的边境地区，所以政府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努力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巴尔干半岛社会随之同西方的结合似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因为即使在罗马帝国时代讲希腊语和讲拉丁语的两部分间的文化鸿沟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