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1500～1700年的远东（第2/3页）

中国的繁荣和保守主义

领土广袤的中国大陆恢复秩序和正常的行政管理，为繁荣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人口开始迅速增长。美洲传播过来的新作物，特别是甘薯和玉米，使农业地区能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扩张而增长。与欧洲商人的贸易变得活跃了。葡萄牙商船长期有效地垄断了中国与日本贸易商品运输，因为中国和日本政府都不允许国民建造海船。此外，出口到遥远的欧洲的茶叶、瓷器和其他中国商品也大规模地稳定增长。为了供应这些市场，中国企业家大规模地生产一些比较廉价的瓷器品种。但是由于增加了大量产品，而大大强化了社会的传统结构，所以这种变化仅仅是强化了中国的传统特色。

文化生活证明了中国的极端保守态度。1500～1700年间，中国的任何经验都适应传统学术和敏感性结构。欧洲人固然带来了一些引起学术界注意的新东西。新的地理信息、改进了的天文观察技术以及诸如钟摆那样的新奇装置，这些都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承认。1601年，以博学多才的意大利人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甚至被允许进入北京的皇宫，但是基督教传教士只有在学习儒家学术的端庄外表举止后才能与宫廷学者来往。王朝更替没有长期打破耶稣会在北京的地位。相反，1640～1664年，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与年轻的清朝皇帝建立了不平凡的友谊，对帝国政府的行为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至于全体耶稣会在帝国宫廷的地位，他们对交往的士大夫官员圈子的影响似乎非常小，他们试图向大多数人口传播福音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

相反，中国学者和缙绅完全专注于古典文献，他们用细致、缜密的考据方法，阐述古代儒家著作的真正含义。一种更无危害的、哲学气息更浓的“汉学”因此出现了，它不鼓励隐喻解释的勇敢行为，而较早的新儒家可以自由地进行这样的解释。

没有必要解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拒绝严肃考虑来自遥远欧洲“南海蛮夷”的学术和外来思想模式。当国内组织制度机构运行正常时，何必需要贤明、镇定而负责任的人们在这种琐碎事情上浪费时间呢？当帝国在海外威力强大，国内一派太平、富庶、风调雨顺、人的举止端庄优雅、按照儒家学说的原则组织社会、礼遇那些皓首穷经的人——当所有这些都变成了现实时，为什么还需要任何人都更多地注意外国呢？因此，几乎毫无例外，中国人遵循常识，只是偶然注意一下耶稣会传教士带到中国的新奇事物。

丰臣秀吉和日本的德川幕府

这两个世纪的日本历史完全不同于中国文明的伟大延续性。在这个时期之初，日本正遭受内战之苦。地方武士、强大的寺院武装、以城市为基地的海盗、各地无家可归的冒险者，彼此争战和杀戮，而口头上都说为傀儡帝国政府服务。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人的到来给这种景象带来了重大变化。

欧洲文明的许多方面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欧洲的衣着风格和接受洗礼变成基督徒等时尚迅速传遍日本列岛。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那些新奇事物，但是很少有人不接受欧洲枪炮。地方领主渴望通过贸易获得金属供应和由葡萄牙人输入的其他有价值的武器。但是正如欧洲一样，当大炮和步枪变成战争的决定性武器时，武器开支增加也意味着只有领地庞大的领主才能购买得起战争取胜所需要的全部武器。政治权力的迅速巩固是其必然结果。葡萄牙船只到达日本海岸后不到半个世纪，整个日本列岛实际上就已经被大军阀丰臣秀吉（卒于1598年）所统一。丰臣秀吉的权威基础是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因为他出身寒微，孩童时代就被迫定亲结婚。他的政府依靠一些武士集团之间的联盟，这些武士集团的成员从指定的村庄获得收入，作为回报，他们为直接首领提供兵役，并通过他而为丰臣秀吉服役。

权力巩固之后，丰臣秀吉企图把日本的军事力量转向对外扩张。他组织了两次对朝鲜的大规模入侵，如果他的叫嚣可信的话，那么他将征服全世界！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丰臣秀吉的军队在朝鲜半岛陆地上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当他去世时，日本军队从朝鲜撤退了，因为日本面临新的内战的威胁。经过一场战役后，丰臣秀吉的部将——德川家族的德川家康成功地取得了最高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