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伊斯兰教王国及其印度教和基督教臣民共同体 （1500～1700年）（第5/5页）

两位重要的诗人苏尔·达斯（Sur Das，卒于1563年）和图里斯·达斯（Tulsi Das，卒于1623年）在复兴印度教方面甚至比柴坦雅的贡献更大，因为他们的影响不局限于一个教派。他们都从丰富的印度教神话中取材，用印地语诗歌给予表达。他们因此创作了一系列圣歌和赞美诗，调整宗教仪式，并且让讲印地语的印度普通大众理解。图里斯集中注意罗摩神，而苏尔则更喜欢克里须那神，但是这些神祇都被看作毗湿奴神的化身。因此，印度教的两大改革家的教义没有冲突。除了柴坦雅的追随者外，其他人都不批评古代梵文的宗教虔诚或者婆罗门教仪式。日常宗教在印地语中找到了表达方式。对神圣但人性化的神的崇拜所产生的亲切感使印度教广泛流行，完全能够抵制穆斯林和基督教传教士宣扬的教义，因为通过这些神祇，虔诚的信徒能够在公共宗教狂欢时刻进入神秘的神我合一境界。虽然1565年后政治衰落改变了形式，但是不能完全消灭印度教的精神。绝大多数印度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忠于祖先流传下来的变幻无常的宗教。

在三个较小的民族中，佛教复兴为国家宗教：锡兰的僧伽罗人、缅甸的缅甸民族、泰国的泰族。在每个国家中，佛教都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志，保护这些民族不受多种语言的、世界性的宗教信仰的侵袭：首先是伊斯兰教，其次是基督教。这些民族起初欢迎基督教徒，至少部分地是对长期穆斯林压力的抵制，但是当欧洲人似乎以重要形式威胁他们的传统方式时，这些民族就制定了孤立和退缩的政策。直到19世纪，这样建立起来的隔离外来者的障碍才再次在新来的欧洲人猛烈攻击之下崩溃。

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基督徒臣民必然与他们的土耳其主人享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希腊东征教徒对拉丁世界的偏见与穆斯林一样深刻。因此，毫不奇怪，当大教长西里尔·鲁卡里斯（Cyril Lukaris）发起讨论来自西欧的加尔文教徒和天主教徒提出的问题时，他的努力只取得了很小的成功。压倒多数的东正教教堂满足于他们从教父和4、5世纪主教会议继承下来的教义。但是，医务人员接触了来自意大利和欧洲其他科学中心的新思想。最杰出的希腊医生在帕都亚大学接受过教育，他们在求学时代吸收了多方面的西欧文化。这些人提供了微弱但极其重要的联系纽带，通过这条纽带，基督教世界彼此分离的两大部分的知识联系得以维持。

当苏丹停止从巴尔干西部蛮荒之地的基督教山村招募他的奴隶家族时，奥斯曼政府与基督教臣民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终于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只要帝国的最高官员和军事首领曾经在遥远、异常贫穷的山村生活过12～20年，那么奥斯曼帝国政府就会充满对基督徒农民的普遍同情。当这些职位被尸位素餐的人的子孙们占据时，完全不同的观念就普遍出现了——从1572年苏丹的奴隶家族之间首次被允许合法通婚，到1638年招募基督教山村村民的活动终结为止。

当帝国高级官职被城市生长的人控制时，他们就开始剥削村民，取缔那些力图利用农民劳动力建立商品化农业的人的貌似合法的行动。乡村地区处境急剧恶化，其沉重代价是基督教人口的普遍不满。

到17世纪末期，城乡之间深深的隔阂，几乎，但只是几乎对应于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宗教界限的一条裂痕，因此变成了奥斯曼社会的一个严重而根本的弱点。但是农民的不满在大多数基督教国家也是正常的，其本身不必被夸张为必然衰落的一个标志。正是穆斯林的思想不愿意，不仅如此，而且不能改变传统的态度和组织制度，考虑来自内外的挑战，才预示了衰落，尽管穆斯林艺术表面辉煌，穆斯林学术发达，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和莫卧儿帝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