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欧洲的自我转型 （1500～1648年）（第7/7页）

然而如果人们认为科学取代了宗教，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宗教改革时代使各行各业的人们对宗教保持高度关注。科学和其他世俗学术研究并不公开反对宗教主张，具有说服力的新教和天主教改革家都高度重视这些宗教主张。大约1650年后，科学研究得到了充分尊重，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至少那些生活在欧洲文明最活跃中心的，不再沉重地担忧他们的发现将如何适应官方神学体系。争论继续爆发，但是无论捍卫基督教真理的教士，还是提出新思想的科学家，都不能镇压或推翻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在重大事件上，双方都诉诸暴力和普遍一致的需要，在宗教改革时期，这种普遍一致的需要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许多认识论方面的问题逐渐不再带到政治家和公众面前。

文化多元主义的出现

1500～1648年欧洲漫长而动荡的结果几乎出乎当时所有伟大人物的意料之外。欧洲人不是发现和实行普遍的真理，而是发现他们能够接受不同意见。知识多元化局面在欧洲大地比以前更真实地形成了。没有知识的官方等级制度为理解世界——从理论上说，如果不是实际上的话，像中世纪那样——提供完整的计划。每个独立的教会、国家和职业都在根据自己的理解追求真理。这种多样性确保欧洲思想的连续而非常迅速的发展，甚至直到我们这个时代。

艺术和文学也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在本章讨论的时间之初就开始兴起的俗语文学创立了各个民族的文学流派。绘画也倾向于偏离意大利大师们创立的范式，所以西班牙（维拉斯凯兹，卒于1660年；埃尔·格列柯，卒于1614年），荷兰（伦勃朗，卒于1669年）和佛兰德（鲁本斯，卒于1640年）的画派，都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欧洲总体传统之内发展。建筑仍然没有什么多样性。在整个天主教欧洲地区，文艺复兴风格的巴洛克装饰盛行，而在大多数新教国家和地区，以哥特式为基础的各种风格牢固扎根。

产生于中世纪模式的伤痕是巨大的。欧洲人从未遇到比这更痛苦难忍或更普遍深刻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动荡也以最异常的规模激发了人类的天赋和个人的成就。与他们没有相遇的前人和后代相比，哥伦布和科尔特斯、路德和罗耀拉、达·芬奇和笛卡儿、哥白尼和伽利略——这仅仅是最伟大人物中的一小部分——是更深刻意义上的现代世界缔造者，正如这些伟人所做的，新世界的挑战，无论字面意义上的还是比喻意义上的，在他们瞪大的眼睛面前打开了。这些人和其他成千上万欧洲人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中所取得的超常成功被后世西方文明的经历作了最好的验证，我们和全世界都是这种西方文明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