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希腊文明的确立 （至公元前500年）（第5/5页）

的确，近来自然科学的成功似乎已经以完全令泰勒斯（约卒于公元前546年）或他的任何后继者吃惊的方式和灵活性为爱奥尼亚的自然规律概念作了辩护。他们仅仅表达了被证明是非常幸运的猜测。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似乎可以这么推测，爱奥尼亚人仅仅通过突出城邦紧密狭小的世界在宇宙的位置而偶然发现了自然规律这个概念。因为城邦事实上由法律管理，而不是由个人的意志或统治者的一时心血来潮管理。如果这种无形的抽象能够支配人类行为，限制它在大致可以预定的行为方式范围之内，那么为什么自然界就不能存在相似的法则呢？爱奥尼亚人对这个问题给了肯定的答案，从而为后来希腊和欧洲的所有思想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角色。

城邦的局限性

如果我们认为希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顺利轻松地适应城邦结构，那么这种印象是错误的。繁忙的公共世界给个人内心体验留下的空间很小。在印度文化背景中得到充分表达的为了心灵纯净、为了灵魂得救、为了圣洁的努力几乎全部被排斥。但是希腊人并没有摆脱这种冲动。通过古代的神秘宗教，通过诸如著名数学家和神秘主义者毕达哥拉斯创立的“秩序”协会（约公元前507年），他们力图满足这些需要。但是当这些努力采取有组织的形式时，城邦对每个公民无条件忠诚的要求与追求个人圣洁之间的根本矛盾就变得非常明显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秩序”暴风骤雨般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有组织寻求圣洁的人夺取了城邦之后，如意大利南部的克洛通城邦所发生的，还是城邦的行政官员迫害“秩序”派，如毕达哥拉斯老年时期所发生的，在这个方面，调和的余地似乎是没有的，这是西方历史上教会与国家冲突的最早例子。

因为这段插曲，公元前500年前形成的希腊与印度制度的根本区别变得明显。印度种姓原则所容忍的松散文化联盟在适应有组织的寻求圣洁者——如佛教僧侣——方面根本没有任何困难。相反，希腊城邦对公民时间、精力、感情的独占要求，不允许任何种类的共同对手存在。

大量精力被城邦榨取了。希腊投入文化和政治活动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比任何早期文明社会都要高，古典希腊文明的灿烂花朵就是其结果。但是强烈的政治关系把不适合人类集团的领土组织的行动和情感排除在外了，并且为希腊城邦之间种下了内部分裂的种子，很快便酿成灾难。但是每项成就都会导致其他成就的放弃：正是希腊的巨大成就向它所排斥的事物投射了一束异常的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