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测量过去，验证未来（第9/14页）

库克的猜测经受住了近40年的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收集的结果比较的考验。[7]当然，他们只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但我们可以用东西方社会各个时期留存下来的详细证据，来研究实际社会与这些参数的背离程度。有时候我们可以借助文本证据，但大多数时期，一直到前几个世纪，考古发现更为重要。譬如挖掘出的人和动物的骨骸、房屋、农耕工具、梯田和灌溉的痕迹、手艺人的店铺和商品、手推车、船只，以及承载这些的道路的遗迹。

有时候，证据来得很意外。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着重描述的冰芯还显示了由空气传播的污染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增长了7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罗马在西班牙采矿造成了污染，前10年对泥炭田和湖里的沉积物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欧洲13世纪生产出的铜和银是公元1世纪时的9～10倍，其中隐含的能量需求可以想象——需要劳工挖矿，牲口运走煤渣；更多的劳工和牲口修建公路，建造码头，装卸货船，把产品搬运到城里；用水车碾碎矿石；最重要的还是木材，井筒需要原木支撑，锻炉需要木炭燃料填装。通过这种独立的证据来源，我们也可以比较不同时期的工业活动水平。直到11世纪，冰层的污染才降到罗马时代的水平（中国的档案记录显示，由于钢铁工人源源不断的需求，开封附近山上的树木都被砍伐得差不多了，煤炭在史上首次成为一个重要的能量来源），直到19世纪，因为英国喷涌黑烟的烟囱，污染的程度才再次远远超过罗马时代。

我想再次强调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种电锯艺术。譬如，我估计在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日人均能量获取在31000千卡左右。这要大大超过库克对后期农业社会26000千卡的估计，不过考古学清楚地表明罗马人比18世纪前的欧洲人要吃更多肉，建更多城，开更多更大的商船。这样说来，罗马的能量获取与我的估计肯定会有5%的偏差。不过，因为我在附录中提到的原因，误差应该不会超过10%，肯定不会达到20%。库克的框架以及详细的证据使得估测产生的误差不会很大，而且正如城市化的得分，由于所有的猜测工作都是由同一个人完成的，使用的原理也是相同的，这就意味着即使出现错误也是有一致性的。

信息技术和战争也有自己的困难（附录中简略提到，在我的网站上有详细讨论），但与城市化和能量获取采用同一原理，或许产生的误差也是一样的。正如我在附录中讨论的原因，分值达到15%甚至20%的系统性错误，才会对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造成实质的影响，但如此巨大的误差是有悖于历史证据的。可是，最终唯一确定的方法是其他历史学家提出自己的数字，他们或许更倾向于其他特征，或是使用其他的计分方式。

图3-1 数字能量链：地理科学家厄尔·库克关于从能人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日人均能量获取的估计（单位：1000千卡）

50年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主张科学的进步是“推测与辩驳”的过程，遵循之字形路线：一个研究者抛出一个观点，其他学者争先恐后地进行反驳，在这个过程中提出更好的观点。我认为，这一过程同样适用于历史。我相信任何符合证据的指数得出的模式都会与我的差不多，但如果我错了，其他人发现这个计划有不足之处，那就希望我的失败能鼓励他们找到更好的答案。再借用一次爱因斯坦的话，“对任何理论来说，其最好的命运……莫过于能为一个更全面的理论的提出指明方向”。

测量的时间和地点

最后有两个技术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多久计算一次分数。如果愿意的话，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可以描述每年甚至每月的社会发展变化。不过，这样有多大意义值得怀疑。毕竟，我们希望看到很长时间跨度下的历史的整体架构，为此，每个世纪给社会发展把一次脉应该就足够了。这一点也是接下来我想要证明的。

然而，当我们回顾冰河时期末期，若是每隔一个世纪观察一次社会发展，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多大价值。公元前14000年的情形和公元前13900（或13800）年没多大区别，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实质证据，部分是由于变化本身发生得就很缓慢。因此，我采用比例增减的方法。从公元前14000～前4000年，社会发展每1000年测量一次。从公元前4000～前2500年，证据的质量有所提高，改变也有所加快，因此我每500年测量一次。在公元前2500～公元1250年，每250年测量一次，最后，从公元1400～2000年，每个世纪测量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