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让历史成为指南：度量文明的意义（第9/10页）

于是，对于社会是否会向多个方向发展的问题，我们是回答“是”还是“否”，完全取决于我们所着眼的年代。研究史前时期的考古学家和研究前现代时期的历史学家可以心安理得地回答“是”，但是任何将21世纪包括在内的思想，都迫使我们回答“否”。

我相信，社会发展指数指向合格的直线发展。第一，只有一条道路通向现代化；第二，只有居住在特定地方的人们能走上这条道路；第三，一旦有足够多的人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足够远了，其他所有人就都会被拽上这条道路。

社会进化的方向

生物进化经常被描绘为一个无方向的过程。博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曾以一幅清晰生动的画面，向我们描述了假如我们有什么办法重放生活磁带的话，那么它将极可能不会再导向我们这里了。他说：“神圣的磁带播放机掌握上百万个脚本，每个脚本都极其合理。在开端处即使不经意间一个小小的偏转，都会释放出像众多小瀑布一般的结果，形成一个在回顾时会觉得不可避免的特定未来。然而在开始时哪怕最轻的一碰，假如接上了另一个槽口，历史就会转入另一个看似合理的渠道……因此，对我们来说，我想我们只能大喊：噢，神勇的——也是不大可能的——新世界，让这样的人进去吧！”

在进化论是思考人类社会的正确框架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像古尔德一样看到生物学和文化之间的连续性，也许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任何事情使得过去15 000年不断上升的社会发展成为不可避免的模式。指数上的数字开始攀升，是因为公元前12700年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上升的发展成为一种成功的适应。改变了环境背景，你也就改变了适应景观；在一种环境下兴盛，比如发展水平高的群体，到了另一种环境下就不一定兴盛了。

这种观点的隐含之意，似乎是社会进化像生物进化一样没有方向；一种社会发展指数，无论其在了解历史方面的描述性价值如何，都没有预测能力。但这样看也许会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掉。生命历史上其实有非常明显、非常强大的模式，很多生物学家都曾得出结论：动物进化到像人类一样聪明——也许像人类一样看待事物——是完全可能的，以致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不可避免的。

古尔德本人愿意承认，尽管他看到了生命彩票本质的随意性，但贯穿生命历史，有一种“复杂性的右倾”一直在非常稳定地运行着。社会历史尽管时常被像物种历史所受到的同样众多的冲击所打断，然而在过去15 000年中，也仍然能看到同样稳定的“右倾趋势”。整个历史明显的含义是——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从长远来看——我们也许能预期社会发展分数会不断地增加。

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提出事实的确如此，并认为如果我们预测社会发展指数在整个21世纪及以后的趋势，我们是可以有一些看法的。我的预测非常粗糙，只是推断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发展指数在21世纪将以与20世纪相同的速度继续增长。假如情况的确如此，东方的分数将在2103年赶上西方，届时两个地区在指数上都将达到大约5 000分（见图7.8）。

这个论点比本书的任何其他部分都吸引了更广泛的关注。21世纪的发展道路会遵循这样一个过分简单化的直线性预测，是非常不可能的，但是预测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否实现（实际上所有预测都不能实现），更多的是在于迫使我们提问，我们需要将设想改变多少，才能产生彻底不同的结果。

预测20世纪指数趋势线到21世纪的走向时，会认为过去50年“东方的崛起”并非西方主宰的暂时中断。这是中期历史趋势的结果，是由可回溯到一个多世纪前的地理意味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太平洋实际上变小了）驱动的。西方国家政府也许能操纵财富和实力向东方的转移，最老练的西方政策预言家们关注的恰恰是这一点。然而，阻止或逆转东方的崛起，要求有至今尚未确定的会使地理再度强烈改变其意味的发展，并且这些发展是有利于西方复兴的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