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争能力：工业变革带来的巨大差距（第11/16页）

火药时代的东方战争能力（公元1500~1850年）

新近的一系列研究使得中国2 000年帝制以来历史上关于东方战争能力的大致轮廓已经相当清楚了。主要的难题又一次是打一个精确的分数，但是在东方，涉及的数字（因而也就是合理的误差）在大部分时期甚至比西方还小。

将1900年之前东方和西方的战争能力直接进行比较，是件虽不精细但却仍然可行的事情。到1800年时，西方已经显然要强大得多了，也许在1500年时，也就是西方军事革命开始时，就已经更为强大了。明朝在必要的时候，的确有能力召集庞大的兵力（尤其是在15世纪上半期应对草原战争时），但没有像欧洲人一样有效地利用火药技术。

16世纪时，西方的大炮已经确定比东方的优越了。明朝政府也许早在16世纪20年代就见识过一些西方的大炮了，但即使这样，他们到16世纪40年代仍然对这种大炮很感惊奇。那时日本的军械师已经非常高效地仿制出一些这样的炮，不过数量仍然极少。甚至在16世纪中叶扭转了抗倭战争局面的著名的戚家军，拥有的火枪手与同时代的西欧军队相比也少之又少。他们的枪通常都造得很粗糙，往往会自爆，这使得枪手们不敢离自己的武器太近，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瞄准。戚家军的人数从来没超过10 000人，对海战的影响远比对庞大的明朝陆军的影响大。戚继光实施的一些新的海战备战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明朝水师自15世纪早期以来衰退得非常严重，手忙脚乱地付出了许多仓促的努力，才建立起一支部队，于16世纪90年代与朝鲜水师联手打退了日本的进攻。陆军也同样如此。例如，北京的禁卫军到1564年才用铅制炮弹替代了泥炮弹，到1568年才（像欧洲人一样）改用了铁制炮弹；直到15世纪70年代，戚继光才采用了将轻型炮装置在由柳条栅栏围护的手推车上的办法，就像1444年匈牙利人在瓦尔纳与奥斯卡人作战时使用的那种车。

16世纪明朝的战争能力无疑比哈布斯堡帝国要弱得多（更不用说奥斯曼帝国了），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小小的荷兰共和国还要弱。我提议1600年给东方打0.12分（西方为0.18分），在丰臣秀吉发动朝鲜战争时，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与中国持平，东方1500年只能得0.1分（西方为0.13分）。这意味着中国的战争能力直到1600年左右才达到罗马巅峰时期的水平，尽管那时候人类使用火器已经有三四个世纪了。

中国的战争能力在整个17世纪是处于上升状态的。1696年，康熙与准噶尔游牧部落作战时，带了235门重型炮（每门重4~5吨）和104门轻型炮（每门重40~400千克）。但欧洲人的战争能力增长得更快。我估计1600~1700年欧洲人的战争能力翻了一番，从0.18分增至0.35分；这段时期东方的战争能力只增长了25%，从0.12分增至0.15分——意味着康熙的军事实力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0.12分）和哈布斯堡皇帝腓力二世（0.18分）之间。

1750~1800年，中国和日本的战争能力都急剧下降。1800年时，清朝拥兵85万，其中25万据说是精锐的满洲旗兵。不过，相对于其庞大数量，我们必须指出其素质、组织和后勤自康熙时代起就在全面衰退。尽管乾隆皇帝因十大军事胜利而在1792年自封了“十全老人”的光荣称号，但实际上他的军队在缅甸、越南和尼泊尔都蒙受了惨重损失。

当罗伯特·乔斯林勋爵（我们在本章开头曾引用过他的话）于1840年观看中国陆军和水师的行动时，东方和西方在武器和组织方面的差距已经非常巨大了。英国军官阿尔明·芒廷（Armine Mountain）在一个著名的比喻中，称中国军队就像是14世纪傅华萨（Froissart）所著《英法百年战争编年史》中的插图，“恰好是他的老版画的主题所呈现出的生活、物质和色彩，不知不觉地跨越了好几个世纪，和所有现代的习俗、发明和改进一起在我眼前浮动。”

我估计西方的战争能力从1300年的0.1分增至1400年的0.11分。如果这个估计是可靠的，而且阿尔明的判断也是可靠的，那就意味着在1700~184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从0.15分降到了大约0.11分。我猜测阿尔明夸大事实的成分极小，于是在1700~1800年，在欧洲人的战争能力增长了将近50%，从0.35分增至0.5分的同时，中国的战争能力却下降了25%，从0.15分降至只有0.12分（日本的军事实力则降得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