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跨越时空的度量：社会发展指数（第7/10页）

大多数地理学家都将公元2000年时的东京，归为自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我们所知的最大城市，该城有大约2 670万居民。于是，公元2000年的东京获得了划拨给社会组织这一特性的满分250分，即意味着在指数中，每106 800人得1分（2 670万人除以250分）。公元2000年，西方核心地带的最大城市是纽约，有1 670万人。按照每106 800人1分的算法，纽约的得分是156.37分。

公元1900年的资料没有这么完备，但所有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那时候的城市要小得多。在西方，1900年的伦敦大约有660万居民，得61.80分；而在东方，最大的城市还是东京，但那时只有175万人，得16.39分。

当我们回溯到公元1800年时，历史学家们不得不将若干不同种类的证据结合起来，包括食品供应和税收记录、城市覆盖的自然区域、这些区域内房屋的密度，以及逸闻故事等，不过大多数人的结论都是，北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可能有110万，得10.30分；西方最大的城市还是伦敦，人口有大约86.1万人，得8.06分。

沿时间继续回溯，误差幅度将越大，但在公元1700年之前的1 000年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显然在中国（日本的城市经常紧随其后）。公元800~1200年，首先是长安，其次是开封，最后是杭州，人口在100万上下（分数在9分左右）。与之相反的是，西方城市始终没有超过其一半的规模（西方最大的城市通常在欧洲南部和亚洲西南部的伊斯兰地区，而不是欧洲北部和西部的基督教地区）。再往前几个世纪，这种情况则要颠倒过来：公元前1世纪，有100万人口的罗马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都会，而中国长安的居民人数可能只有其一半。

当我们回退到史前时代时，证据无疑越发模糊了，数字也变得小得多了。然而，将系统的考古调查结果和较小区域内详细的发掘记录结合起来，我们对于城市规模仍能产生合理的感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分解的艺术，不过就算是最广为人们接受的估量结果，仍可能需打10%的折扣，但误差幅度不可能更大了；而且由于我们对东方和西方的考古遗址采用同样的估算方法，大概的趋势应该还是相当可靠的。

由于在社会组织这个特性上，需要有106 800人才能得1分，略微超过1 000人将得到0.01分，这是值得纳入指数的最低分数了。能达到这个水平的西方最大的村落出现在大约公元前7500年，而东方最大的村落出现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在这两个时间之前，西方和东方的得分都将为0（参见第四章）。

另外3个特性的分数，也以同样的方式计算：（1）确定在这个生活维度中能得到最高分的社会（就能量获取而言，在公元2000年的美国，平均每个居民每天消耗大约228 000千卡的能量）；（2）将满分250分分配给这个社会；（3）计算能得到1分所需要的表现（就能量获取而言，228 000除以250分，等于平均每人每天消耗912千卡得1分）；（4）估算历史上不同时间每个社会在这个特性上的分值；（5）将这些估算出的分值除以分母，将它们换算成指标中的分数。在计算了自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整个时期中每个特性的得分后，我只需将4个特性的得分相加，就能得到一系列每个地区社会发展的分数。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将世界上不同地区在历史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对比了。

反对者的声音

根据第一章回顾的关于新进化论的争论，可能存在4种主要的反对我的意见。我将针对每一种说上几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几种反对意见都不是致命的。

1.将不同时代和地区的社会发展量化并进行对比，使人类失去了人性，因此我们不能这样做。

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反对新进化论的浪潮中最具影响力的声调，类似的观点在历史学家中也赢得了许多追随者。然而，这却是至今提出的反对意见中也许最令人无所谓的，因为一旦我们认识到不同的问题需要我们以不同程度的抽象性来解决，其力量就基本消失了。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许多领域的学者们都感觉到像新进化论、新古典经济学等高度抽象的科目，以及同源方法，都留下了太多未解之谜，于是他们非常明智地转变了观念，采取了似乎更有利于做好工作，以回答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的思维方式。例如，许多社会学家不再将支持常态和结构化的分化和功用作为组织概念，甚至社会科学中最坚定地致力于量化和抽象化的人口学和经济学，也进行了自身的后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