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一：“比秩”与“宦皇帝者”（第2/19页）

总之《秩律》的面世，使“比秩”问题凸显出来了。也许有人认为，正秩与“比秩”的关系，就像官品正从品的关系，跟正一品与从一品、正二品与从二品的关系类似。清朝的福申就那么看(1)。官品是魏晋出现的。考察列在《魏官品》和《晋官品》的官职，没发现正品、从品的官职性质有什么区别。那么从品的设置，只是为了增加级数和维持级差罢了。繁密官阶可以精细区分级别，但也使管理变复杂了。汉廷设置“比秩”，只是为了增加级数吗？我们认为不止如此，“比秩”具有区分职类的意义；除“分等”功能外，它还有“分类”功能。所以，“比秩”跟后代的正从品并不相同。

在这时候，就要提出“宦皇帝者”的问题了。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之中，多次出现一种叫作“宦皇帝者”的人，有时简称为“宦”。“宦皇帝者”在汉代史籍中也能看到。而且在秦国的睡虎地秦简中，就有了“宦及知于王”的提法，而这与“宦皇帝者”应是类似概念。进一步考察显示，《二年律令》中的帝国臣民，经常被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宦”，第二是“吏”，第三类是“徭使有事”。比如《津关令》中的“关外人宦、为吏若徭使有事关中”一句，就表明“宦”、“吏”和“徭使有事”是三分概念。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中，恰好也看到了“宦者”、“都官吏”、“都官人有事”的三分概念。那么这种“三分法”，先秦已经有了。

“吏”是行政官员。“徭使有事”者是平民服役者。从《二年律令》看，“徭使有事”属“非吏”一类。汉代史籍中有“吏、徒”并称的提法，“徭使有事”相当于“吏、徒”中的“徒”。“吏”是王朝官吏，承担着帝国的行政；“徒”是服役的平民，承担着帝国的徭役。然则上述“三分法”的依据，是其职事性质的不同。那么“宦皇帝者”是些什么人，又承担什么职事呢？据我们考察，“宦皇帝者”包括宦官，但此外还包括大夫、郎官、谒者，以及皇帝与太子的各种侍从，如侍中、常侍、给事中，太子先马、太子庶子、太子舍人等。这些官职的共同特征，是直接奉侍皇帝（及皇族）。他们构成了一个侍臣、从官或说是内官系统。“宦皇帝者”是较早的称呼，从汉史看，后来他们改以“大夫、郎从官”为称了。“从官”就是皇帝的各色侍从(2)。

由此我们就看到了一种特殊的职类观念：担任“吏”即担任行政官吏，是为“仕”；不承担国家行政、直接奉侍皇帝，是为“宦”。后代仕、宦通用，先秦到汉初则不尽然，“宦”有时候是特指，是担任从官，不一定特指阉人。

“宦皇帝者”的概念或“仕、宦有别”的观念，与“比秩”有什么关系呢？请看以下两点：第一，审视《二年律令·秩律》，可发现几乎所有属于“宦皇帝者”的官职，都没有列入《秩律》(3)。第二，从《汉书·百官公卿表》及《汉书》《汉旧仪》等材料看，西汉中期以后“宦皇帝者”诸官有秩级了，然而它们大抵都在“比秩”。例如，中大夫更名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谒者秩比六百石，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秩比四百石，郎中秩比三百石或比二百石，太子洗马比六百石，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

根据第一点，我们判断“宦皇帝者”最初是无秩级的，所以在《秩律》中看不见那些官职。若其有秩级，不会碰巧在《秩律》中一个也看不到吧。没列入《秩律》，我们认为就没有秩级。第二点强化了前一判断。“宦皇帝者”诸官后来恰好都在“比秩”，这同样表明它们本无秩级。它们是在较晚时候，通过“比”的方式，即将其待遇和俸禄“比”于某秩，逐渐与秩级建立起了联系；这种“比”的方式后来固定化了，从而形成了“比秩”。“宦皇帝者”的存在，《秩律》无“比秩”，“宦皇帝者”后来为“比秩”——当我们把这三个事实联系起来的时候，忽然就看到了问题的微妙之处。我们察觉到：“比秩”是后来才有的，“宦皇帝者”就是滋生“比秩”的温床之一。

汉初“吏”有秩级而“宦皇帝者”无秩级，强化了“吏与宦皇帝者是两个职官系统”这个判断。前者是国家行政官员，用秩级手段加以管理；后者不属国家行政吏员，而是君主私属，故不用秩级手段去管理。那么是否用秩级加以管理，就是行政吏员区别于非行政吏员的重要标志。简言之，在秦与汉初，秩级是“吏”的身份标志，“吏”有秩级，“非吏”没有秩级。那么两大职类的区分，就通过秩级体现出来了。这就深化了我们对秦汉秩级之等级管理功能的认识。我们认定禄秩的性质是“吏禄”，是针对新式吏员的管理手段；战国秦汉间秩级的萌生及其向上伸展，反映的是“吏”群体的政治崛起。现在这一论断被再次印证了：“吏”有秩级而“非吏”则无秩级，岂不恰好证明，禄秩就是“吏”的身份标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