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叠压与并立：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第5/27页）

据此，周代品位结构又可以概括为“爵—食体制”，由“爵”、“食”叠压而成。“爵”的段落，是贵族政治与等级君主制的集中体现；而“食”的段落，则蕴涵着稍多官僚政治的因素，或说官僚等级管理手段的因素，从而有可能成为一个新变化的起点。

总之，周爵是贵族身份和阶层尺度，它是“等级君主制”的一个体现；进而着眼胥吏层次，“爵”、“食”在纵向上分为两大段落。

二　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伸展

下面把视线转向战国秦汉的禄秩。我们首先将比较周爵、禄秩的不同命名原则，以此凸显禄秩的特点和性质；进而叙述作为新式官阶的禄秩，在战国秦汉间不断伸展，从而成为官阶主干的过程。

禄秩以“若干石”的俸禄额度为级名，这一点既跟官品不同，又跟周爵不同。也许有人觉得级名问题太琐细了，但我们不这么看。级别的命名方式，有时可以反映出级别的来源，进而反映出级别的性质与意义。

先来看周爵的爵名。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这些爵称，古人已有阐释。《白虎通义·爵》：“公者，通也，公正无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顺也”，“伯者，百也。子者，孳也，孳孳无已也。男者，任也”；“公之为言公正无私也；卿之为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为言大，扶进人者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然而这些说法，有的是后起之义，有的是望文生义，并不完全可信。从其最初的含义看，周爵的爵号大多采自人之尊称。

“公”之构字，可能有平分的意思(25)，作为称谓则是老人之称。《汉书·眭弘传》注：“公，长老之号。”《方言》六：“凡尊老……周、晋、秦、陇谓之公，或谓之翁。”王献唐认为，“公”就是“翁”：“公为尊称。用于祖宗，用于长老”，后来“尊贵的人也称为公”，“一国君主是最尊贵的，也称国君为公，不论老幼。”(26)“公”似由老人之尊称，引申为尊贵者之称，进而为君主、权贵之称的。《尔雅·释诂》：“公，君也。”《仪礼·既夕礼》注：“公，国君也。”顾炎武通过晋文公亦称文君、鲁昭公称昭君等事例，显示“君”、“公”两名通用；对周秦汉间以“公”为尊称的情况，顾炎武也提供了不少例证(27)。用作五等爵的最高爵号和内爵称的最高爵号，只是“公”之众多用法中的两种。我们说“公”是爵号，但历史早期官、爵不分，若把它看成官号，也没问题。当然“三公”的提法就不能太拘泥了。彭林先生指出：“三公之说，在《诗》、《书》等典籍及金文中无可印证。”(28)周成王、康王之时，一度六公并列。总的说来，如杨宽先生所说：“太保、太师、太史等西周执政大臣称‘公’。”(29)

“伯”，郭沫若先生释为大拇指的象形字(30)，由此引申为兄长，即伯、仲、叔、季之伯。诸侯之长称“伯”。周文王称“西伯”，即殷商间的西方诸侯之长。

“子”是成年男子之尊称，如孔子、老子之例。甲骨卜辞中有很多“多子”、“多子族”，这里的“子”特指王子。长子是“太子”，“多子”则是由长子分派出去的族群。朱凤瀚先生还把“子”解释为族长(31)。“男”字从田从力，“田”是土田，“力”是农具耒耜之类。“男”本是从事耕作的成年男子，进而被用为爵号。甲骨卜辞中可能已有男爵了(32)。甲骨卜辞有“多田于（与）多白（伯）”，胡厚宣先生认为侯与伯相近，男与田通，因此“多田”与“多伯”，实际就是侯、伯、子、男(33)。

裘锡圭先生认为，商朝的爵称侯、甸、男、卫等，本来都是职官名称，它们经历了一个由职官演变为诸侯的过程(34)。按，职官逐渐演化为位阶，在帝国时代也是普遍现象，可称为“职阶转化律”。早期权力拥有者的衔号，有来自家族之称的，也有来自职事之称的。商爵也用人称，伯、子、男即是。看来，商爵中的家族之称与职事之称，平分秋色。有的学者还认为，商爵没有等级之分，各种爵称看不出谁高谁低来(35)。到了周代，五等爵称中除“侯”之外，公、伯、子、男四号，都属人称或人之尊称，占到了五分之四。“妇”为妇人之称，而“妇好”之“妇”，学者认为也是一个爵号(36)。商爵来自职称的稍多一些，周朝的爵号则明显以人称居多，这跟周族更浓厚的宗法精神，应直接相关。正如学者所言：“五等爵，除侯以外，公、伯、子、男原来都是家族称谓。这样，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亦可证明。”(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