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品位结构的研究框架（第13/15页）

王朝的位阶名号管理和颁授范围，是超出职业文官队伍的，这已阐述于前了。二十等爵就是如此，拥有爵号的民众数量巨大。北朝向乡里耆老授军号、授地方官号，宋朝制定了赐予道士和隐士的名号，明朝赐民爵用里士、乡士、社士之号。封赠制度，使朝廷名号旁及于官僚家属。民间的有道有德者，渴望着王朝的赠谥。王朝名号还为民间所模拟，例如宗教的神谱，起事者的名号，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称谓，往往会借用官称。甚至劝善书中的“功过格”，也采取了类似官僚考课进阶的形式。

进而，传统中国是一个“四民社会”，一个“士阶层”的存在是其最有特色的地方；“士阶层”的等级位置，则被安排在官、民之间。先秦就萌生了私学免役的习惯法。汉代亦然。九品官人法之下，被认定了德才出众的士人，初次以“王官司徒吏”的形式，纳入了王朝人事管理。科举时代，学生和学历拥有者系法定身份，居官、民之间。据顾炎武、张仲礼等学者估算，明清生员约五十万余。秀才、举人的特权及礼遇等级（如顶戴等），王朝有正式规定，而且跟官员的品级形成了连续的级差。总之，把品阶勋爵置于“三层面”的架构之中，就更能看清那是一个高度行政化的社会，其特点是“品级、等级与阶级的更大一致性”。

初看上去，官阶研究只是一个很小很冷僻的领域，不大容易成为显学；但在我们通过“品位结构”概念，把各种具有品位意义的制度安排都考虑在内之后，这个领域就会变得重要一些了。至于后文的讨论，将重点围绕秦汉帝国的品位结构而展开。

【注释】

(1)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2)例如黄达强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品秩制度”与西方公务员分类制度中的品位分类是两码事。品秩解决官员的地位和身份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俸禄问题，但它不涉及官职的划分。用现代术语表示，中国的品秩制度只解决分等问题，不管职位的区分。西方的品位分类在功能上则二者兼有，即不但要解决公务员的地位高低与待遇问题，同时要解决公务职位的分类管理问题。见其《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0页。黄先生说中国古代品秩不等于现代的“品位分类”，是不错的；但说中国古代品秩“不涉及官职的划分”，则是对古代品秩缺乏了解了。

(3)参看拙作：《由“比秩”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横向扩张》，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12卷，2003年12月；《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4)曼昆：《经济学原理》（第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94页。曼昆说“这种说法还是相当正确的”。很多人将此说成是萨缪尔森引用的，但萨缪尔森的引法并不相同：“你无法靠教会鹦鹉说‘供给’和‘需求’就能使它成为经济学家。”参看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5)拙作：《北魏北齐“职人”初探——附论魏晋的“王官司徒吏”》，《文史》第48辑，中华书局1999年版。

(6)参看李锦绣：《唐代视品官制初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7)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137页。

(8)葛承雍：《中国古代等级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9)任何组织都有两个性质，技术性质和仪式性质。前一性质较强的组织，其生存能力取决于技术效率；后一性质的组织，其生存能力则取决于制度本身。中国的“单位制度”，被认为是技术性最差而仪式性最强的组织。参看周翼虎、杨晓民：《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传统王朝亦然，等级礼仪本身就是它的一种日常运作方式。

(10)参看朱大渭、张文强：《两晋南北朝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11)参看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