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住房 ABOUT THE HOUSE（第5/10页）

上层阶级再往下，你就可以有一辆“好”点的车了，比如美洲豹或者宝马，但必须是旧的。你最好不要拥有罗尔斯·罗伊斯、凯迪拉克或奔驰。尤其是奔驰车，约瑟夫·爱泼斯坦⑧在《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1981—1982冬季号）中这样报道：敏锐的西德青年知识分子认为，奔驰轿车标志着一种“高级的庸俗，是专供比华利山⑨的牙医和非洲内阁部长们乘坐的汽车”。确切地说，只有中上层阶级中最糟的一类才会买奔驰车，就像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士会开奥兹莫比尔、别克、克莱斯勒这样的车，可能还有吉普车和路虎。高级越野车传递着这样的暗示：你居住的地方交通尚不发达，甚至可能还没铺好公路，普通汽车不一定过得去。

另一原则是：阶级地位越高，车速越慢。喜欢开快车的人无非两种，一种是想给坐在旁边座位上、出身与自己相当的女孩留下深刻印象的上层贫民中学生（一定是非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另一种是没有安全感。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忧心忡忡的中产阶级看了太多关于赛车的电影，故而认为开快车富有浪漫情怀，性感而刺激。事实上，要想做上等人就得开得慢、开得稳，悄无声息地沿着路中央行驶。

汽车携带的阶级信号不仅仅局限于牌子、车型和车的状况，还包括车上展示的物品，比如轻型小货车行李架上的三枝来福枪、猎枪和后窗上挂着的卡宾枪，贴在车窗玻璃上的“南方卫理公会大学”⑩标贴，以及中上层阶级后车窗上的标贴：“我宁愿去航海。”贫民阶层喜欢装点他们的汽车，他们的车上不仅有仿豹皮的家居装饰品，还有在前后窗上荡来荡去的玩具骰子、娃娃鞋和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贴，如“边界以南”、“爱基督者请按喇叭”等等。当然，贫民阶层的车里还有仪表盘上小巧的塑料制圣克里斯托弗⑪像之类的饰品。中产阶级也喜欢在保险杠上贴标贴，不过更可能是提醒注意之类的内容，如“我为小动物踩刹车”。

据我所知，美国人是世界上惟一受地位焦虑症驱使，在汽车后窗上张扬自己与某大学的关联的一类人。遍游欧洲，你也绝不会发现任何一辆汽车上贴有“基督学院”或“巴黎大学”等字样。美国的传统使高等教育如此神圣，任何玩笑、诙谐、模仿均不适宜。好好想一想，还真没有哪样东西比后车窗上的大学标贴更令美国各层人士崇敬的了。美国人宁愿不敬国旗也不会嘲讽后车窗标贴以及它的内容，不会倒着贴、斜着贴，或给“学院”和“大学”加上富有讽刺意味的引号。我听说某个年轻人把“斯坦福”⑫拼成“SNODFART”⑬，然后贴在后车窗上。这种罕见的恶搞行为真是意义重大。任何有幸与哈佛或者普林斯顿大学有关联（无论这种关联已经多么久远）的家庭，都绝不会把库茨敦州立学院的标贴贴在后车窗，哪怕是为了幽默一把。这些标贴带来的道德问题是美国特有的。一位家庭成员从一所著名的学校毕业后，过多久还在继续使用该校的标贴？一年？五年？十年？还是永远？要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的家庭们应该得到权威性的指导，而且我觉得，这种指导最好能来自那些大学本身。

从后面看一辆贫民阶层的汽车。

【室内陈设和装潢】正如你一般不会拿大学标贴开玩笑，你也不会拿别人家里的室内陈设和装潢开玩笑，特别是起居室。“前进几英寸就到了一个家庭最好的所在，否则就可能永远到不了。”罗素·林内斯如是说。当你步入室内，一眼就能分辨出这是中上层阶级还是中产阶级的住房。他们试图限制卧室和“幕后”区域所占的空间，留出一个宽敞的起居室和客厅作为身份展示的舞台。社会学家斯图尔特·查平（F.Stuart Chapin）五十年前在他的《当代美国习俗》（Contemporary American Institutions，1935年）中精心研究过起居室里展现的文化特征，他说“起居室里文化物品的陈设，对朋友和访客关于主人社会地位的看法，可能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

为了计算起居室传递的等级信息，查平设计了一种他称为“起居室评分表”的工具，来给各种陈设评分。如果起居室里摆着闹钟，你会被扣两分；如果壁炉上方摆着三个或多个器皿，你会加八分；铺硬木地板则可以给你加十分；每个有窗帘的窗户加两分，每个放满书的书架加八分，每一份报纸杂志可加八分；如果不留心将缝纫机放在了起居室里，就会被扣两分。这个工具很令人钦佩，但也有缺点。一方面，查平的分类并非完美无缺。以杂志为例，重要的应该是什么杂志，《读者文摘》或《家庭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