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索兹尼叔侄（第2/4页）

据说他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曾经在日内瓦一所中学任教。他对形形色色的神学罪孽很有看法，因此招致了加尔文的憎恨与蒙田的欣赏。不过这件事并没有人证实，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不过呢，凡事一有人领头，便会有其他人追随。

因此，加尔文对索兹尼敬而远之，只是建议说巴塞尔的柔和空气比萨沃伊的潮湿气候更适合这位来自锡耶纳的朋友。待索兹尼一动身去著名的古伊拉斯米安要塞，他就衷心祝他此次行程一路顺风。

使加尔文暗自庆幸的是，索兹尼叔侄不久便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怀疑，雷利欧被没收了基金，还发高烧卧床不起，年仅37岁便在苏黎世归西了。

他的英年早逝在日内瓦引起了欢腾，不过高兴的时期不长。

雷利欧除去遗孀和几箱子笔记本外，还有个侄子。这个侄子不仅继承了叔叔未问世的手稿，还很快成为更胜过叔叔的塞尔维特的热情追随者。

福斯图斯·索兹尼从小就像老雷利欧一样四处游逛。他的祖父给他留下了一小块不动产。他直到近50岁才结婚，因此可以把全部时间用在他喜好的神学问题上。

他似乎在里昂做过一段时间的生意。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生意人，但他做买卖经营具体商品而不是精神财富的经历，似乎使他更坚信，如果对手在买卖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那么靠谋杀对手或发脾气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在一生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种头脑在公司办公室里虽然司空见惯，但是在神学院里却比较罕见。

公元1563年，福斯图斯回到意大利。在返程中他造访了日内瓦。但他好像没有去拜访当地的主教。况且，加尔文那时已经卧病在床，索兹尼家族的人来访，只会徒增他的烦恼。

在以后的10多年里，索兹尼在伊莎贝拉·德·梅迪希那儿工作。但公元1576年在这位太太为结婚欢庆了几天之后，被丈夫保罗·奥希尼杀死了。于是索兹尼辞了职，永远离开了意大利，来到巴塞尔，把《圣经·旧约》中的《赞美诗》译成意大利的白话文，还写了一部关于耶稣的书。

从福斯图斯的作品来看，他是个审慎小心的人。首先，他的耳朵不好使，这样的人都天性谨慎。其次，他的收入来自阿尔卑斯山另一面的几块地产，托斯卡那的地方当局曾经暗示他说，被怀疑是“路德学说”的人在评论使宗教法庭不愉快的题目时，只要不过于胆大妄为就行。于是他使用了许多笔名，出版一本书之前，必须请朋友们传阅一遍，他们认为比较安全时，才送去印刷。

这样一来，他的书没有被列入禁书目录，他那本论述耶稣生平的书一直流传到南喀尔巴阡山，落到另一个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手里。他是米兰和佛罗伦萨的某些贵妇的私人医生，入赘于波兰和南喀尔巴阡山的贵族。

那个时候，南喀尔巴阡山是欧洲的“远东”，直到12世纪初期还是一片荒野，一直被用来安顿德国的多余人口。勤劳的撒克逊农夫把这片沃土变成了一个繁荣有序的小国家，这里设有城市、学校，甚至还有一所大学。但这小国家还是远离旅行通商的要道。一些人由于某种原因，希望远离宗教法庭的耳目，最好在与他们相隔十几米的沼泽地和高山，于是这个小国家便成了理想的安身之地。

至于波兰，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一提到这个不幸的国家便联想到保守和沙文主义。但是我要告诉读者，在16世纪前半期，它却是名副其实的避难所，保护了所有由于宗教信仰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吃苦受难的人们。这是个惊喜吧。

这个出乎人意料的情况是由典型的波兰风格造成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它是全欧洲管理得最为拙劣的国家，这在当时是大家都知道的。波兰的上层教士玩忽职守，但西方各国主教的放荡和乡村牧师的酗酒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并没有人充分重视波兰的情况。

但在15世纪后半期，日耳曼大学里的波兰学生的数量迅速增多，这引起了威登堡和莱比锡当权者的关注。学生们开始提出质问。接着，事态发展到由波兰教会管理的克拉科夫波兰学院沦落到破败的地步，可怜的波兰学子要想接受教育就不得不出国留学。不然，就无校可读了。不久之后，条顿诸大学受到新教义的影响，华沙、拉杜姆和琴斯托霍瓦的学生也随之入了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