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第3/5页）

总之，中国传统的士人政府，乃使政府成为一士人集团，学术与政治，并无严格划分，而政治常受学术领导。学术命脉则寄托在教育上，教育精神则寄放于自由民间。即如汉武帝表章六经，罢斥百家，此一动议，便自民间来，在其太学中之五经博士，亦都自民间来。又如宋代，采纳胡瑗在苏州湖州的讲学制度，来重订国立太学制度，又延聘其主持太学之行政及教授事务。举此两例，可见中国历史上士人政府传统下的教育制度，在外貌上，像是一套完整的，由上而下的公立教育。但在实际上，在其内在的精神上，则全由在下民间社会私家讲学所主持，所领导。而中国民间私家讲学，则两千年来，一依孔孟儒家思想为主干，为依归。所以中国人两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儒即是士，士即是儒。儒家教义，乃成为中国历史上士人政府一最高领导。

当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可有种种曲折反复与变动。如在两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社会上新产生了一种士族大门第，几近于变相的封建贵族。但亦只是在秦汉以下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士阶层的地位过分提高，而上面政府体制，依然沿袭秦汉规模，不能说那时又回复了古代的封建政治。

与此同时，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社会上开始有外来宗教之盛行，但亦只有一部分影响。同时如士族大门第，并不会为佛家思想所摇动。信仰佛教、宏扬佛学的，反而多出自门第人物中。而秦、汉以下之传统政治，亦一样无大变动。下至隋、唐，中国重归一统，秦汉以来的传统政府规模，又大大恢宏，而士族门第势力，则渐衰落而至于消灭。可见儒家思想，依然为其时指导中国历史进程一大动力。佛教在中国，虽亦继长增高，日有发展，但摇动不了中国历史进程之大趋向，于是而有中国佛学之出现。当时在佛学中之新支派，如天台、华严、禅三宗，皆融化成为中国思想之一部分。在中国文化中，只是新添进了宗教一支，而宗教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始终不占最高领导地位。

又如下面元、清两代，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亦为中国历史上一大变。但上面的政府体制，下面的民间学术，依然能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下支撑维持，保有其原有的历史进程而不变。

亦有人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自秦以下，永远是帝王世袭，永远由一个帝王，高踞政府之最上地位，民间只有造反，没有革命，永远是一种君权政治，不能形成出像近代西方般的民主政治来。其实此一说法，亦属似是而非。近代西方由政党竞选的所谓民主政治，亦由其历史演变种种因素，长期积累而成。中国广土众民，山区僻壤，交通不便。若求政府民选，徒滋纷扰分裂。抑且中国传统政府，选举考试，汉、唐一年一次，宋以后三年一次。政府人员，不断新陈代谢。虽非民选政府，政府成员，却都从民间来。又如租税法、兵役法等，凡涉民间事，政府皆有规制，非出皇帝宰相之私意。政府中之皇位世袭，亦可以表示此一政府长时期的和平与安定。在中国历史上，固亦不断有专制皇帝出现，但不得谓中国传统政治，即为一种专制政体。在长时期的和平安定中，人事不免腐化，政体不免懈弛，只要一次改朝易代，与民更始，在旧有政制上，略加整顿振作，仍可再来一次长时期的和平与安定。又皇帝养自深宫，在中国历史上，皇帝而英明杰出者甚少，多数都是平庸软弱，亦多青年童年皇帝。试问他们如何能专制得此一广土众民的大国？故在中国历史上，自不需有如西方式的革命。

但到现代中国，则情势大变。内忧外患，纷起迭乘，民国以来六十余年，变动迄无宁日。若推论其所以然之故，其种种外来因缘，暂置不论。专就在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言，此中却出现一大难题。此一难题，并不是在传统政治下缺少了一个皇位世袭。乃在中国社会上缺少了一个足以领导全社会前进的中间阶层。即我上文所指出的士阶层。中国社会因有此一士阶层，乃得有传统的士人政府之成立与持续，亦使政府与社会，沉瀣一气，呼吸相通。

中国社会传统上之所谓士，并不如近代人所说的知识分子。中国旧传统之所谓士，乃是不从事于生产事业的，所谓“士谋道而不谋食”。其所谓道，上则从事政治，下则从事教育。应该是只为大群着想，不为一己着想。实附随有一种宗教精神。实是一种不出家的，又没有教会组织的一项教徒。若说有此项宗教，当称为儒教。孔子则为其教主。周公传下的《诗》《书》古经典，等于耶教中之《旧约》。孔门弟子所传下的《论语》，则如耶教中之《新约》。只是无名义，无组织，无特定的种种崇奉仪式。因此与其他宗教相比，则若不成为一宗教。正如我上文所说，由于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而遂有此相异。若定要把西方观念来衡量中国事实，则中国民族像似一无宗教无信仰的民族，或说是仅有些低级迷信的民族。试问偌大一民族，只有些低级迷信，更无一崇高的共同信仰，如何可以使此民族不涣散，不分裂，日滋日大，共同向一历史文化之大目标而前进。又绵延如此之久，而不停不辍。岂果是中国历代皇帝专制，能使其达于此境？只细读中国史，便知其绝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