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之民变【清中叶以下之变乱】（第5/8页）

他们并禁缠足，禁买卖奴婢，禁娼妓，禁畜妾，禁吸鸦片。他们有一部分确是代表著农民素朴的要求。然而一到南京，距离事业的成功尚远，而内部便禁不住内讧起来。

南王冯云山死于全州，西王萧朝贵死于长沙。抵南京后，大权均操于东王杨秀清，专擅甚过。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同谋杀秀清。初议杀东王一人，乃北王尽杀东王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翼王怒之，复杀北王。洪秀全乃专用安、福二王。安王乃秀全长兄洪仁发，福王乃秀全次兄洪仁达。自此众情离叛，翼王一去不返。时为咸丰二年事。洪、杨之败，已定于此时。

他们前后倡乱十五年，踞金陵十二年，蹂躏及十六省，沦陷六百余城。然而到底没有成事。

三、湘淮军与咸同中兴

削平洪、杨的，并不是满清政府及其朝臣，【洪、杨初起不过二千人，广西一省额兵即二万三千，又士兵一万四千，乃不能荡平，任其外溃。直至金陵，所过各省，无能阻者。】而是另外一批读书人和农民。

洪、杨起事以前，汉人皆不得专阃寄。“鸦片”之役，能却敌者皆汉人，辱国者皆旗籍，然犹谴汉臣之立功者以袒旗员。西人固无意于战，旗员以利啖之即止。太平军则与清不两立，不用汉臣无可收拾。金陵既下，曾国藩仍推官文领衔奏捷。盖夙知朝廷意旨，不敢以汉臣自居大功也。

洪、杨的耶教宣传，【并非真耶教。】激动了一辈传统的读书人之反感。洪、杨的骚扰政策，惹起了一辈安居乐业的农民之敌意。曾国藩的湘军即由此而起。

曾国藩世世业农，以在籍【母丧】侍郎帮办团练。自咸丰二年十二月始，至四年出师湖北。有《讨贼檄》，谓：“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谓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贾以纳息，谓货皆天主之货也。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大变。凡读书识字者，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又曰：“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柳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污其宫室，残其身首。”

相传太平军围长沙，左宗棠谒见天王，献攻守建国之策，并动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天王不能用，左遂逃去，为后来削平洪、杨之重要人物。如罗泽南、彭玉麟等，皆激动于民族文化礼教之保全，以及社会民生秩序之自卫，而奋起杀贼。彼辈不私财，不受朝廷官禄，以书生督领乡民，自卫地方，而渐次推及于近邻，乃一跃而为削平洪、锡之惟一势力。湘军与粤军【即洪、杨】同样抱有一种民族观念。粤军的缺点，在于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化传统势力之重要，只图激起革命，甚至对于传统文化加以过分的蔑弃，一切目之为妖，而别拥伪造的天父天兄，读圣书，做礼拜。此与满洲入关剃发令，一在外面，一入内里，同样对于真受民族文化之薰陶者为一种难堪之损伤。但湘军诸帅，虽自谓受有传统文化之浇培，以保护民族文化自任，而他们对于民族大义，亦早已丧失。

晚明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吕【晚村】诸儒之议论，早已为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摧残而泯灭。湘军诸帅寄托在异族政权的卵翼下来谈民族文化之保存与发皇，岂异梦寐！因此一方面【粤军】只注意到民族政权之争取，一方面【湘军】只注意在民族文化之保全。他们都不知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政权之不可分离，而结果乃演出同族相残之惨剧。

粤军的领导人，对于本国文化，既少了解，对于外来文化，亦无领略。他们的力量，一时或够推翻满清政权，而不能摇撼中国社会所固有的道德信仰以及风俗习惯。这是洪、杨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此点论，洪、杨之天父天兄等等愚民政策，与八卦教、天理教等，还是一鼻孔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