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访道（第7/9页）

楼观台附近的老子像

我们在斋堂里找到了住持的侍者，他把我们领进一间接待室。在那里，我们被介绍给住持任法融。任道长是邻近的甘肃省人，留着一副长长的黑色络腮胡子——那种中国西北地区的人所特有的络腮胡子。他也是陕西省道教协会的会长。后来我从其他道士那里了解到，他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大师之一。

互相介绍之后，他送给我一卷他注解的老子《道德经》——正是《道德经》把我们引到楼观台来的。在深入终南山的过程中，我们拜访过任道长两次。下面是我所摘录的两次采访的部分内容。现在任道长说话要谨慎得多了，不比他早先在中国道教协会的杂志《中国道教》（1985年秋，第10期，第12～15页）上发表文章的时候了。因此，我对他写的评论的某些部分作了解释，作为对他的回答的补充。

任道长看起来并不太老，因此当他说他六十岁了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问他出家多长时间了。

任：我离开家的时候十九岁。出家四十多年了。当我刚开始告诉父母的时候，他们不同意，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决定。于是我便去龙门洞住下了——龙门洞在这里的西北方。我在那里待了三年。那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住在道观里，而不愿意先受几年苦，那么没有人肯教你。

楼观台的道士们

问：“文革”期间你在这里吗？

任：在。最近的三十年我一直在这里。

问：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任：红卫兵来了，摧毁了道观，砸碎了塑像，烧毁了我们的书。他们还打出家人。他们使我们烦恼了十年。（根据任道长在《中国道教》上的报道，“文革”十年期间，陕西省几乎所有的道观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从1982年起，陕西省的七十二座道观中的十座开始部分地修复。在这十座道观中，只有楼观台、华山和西安的八仙宫从政府那里得到了经济援助。以楼观台为例，这笔钱的数目是十三万元人民币，或者说两万五千美元；八仙宫是十五万元人民币；华山的数目没有报道。）

问：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善的？

任：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那时起，情况开始慢慢地好转。（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说，在新宗教政策宣布后的十年间，左倾思潮继续阻碍着宗教的发展，尤其表现在接管宗教场所的问题上。他说，陕西省的问题在楼观台、重阳宫、华山和陕西北部的白云山表现得尤为突出。任强调说，将宗教场所置于宗教修行者的管理之下，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不这样做，宗教团体就不可能达到政府所提出的自给自足的目标。）

问：道观给住在这里的道士和道姑们发钱吗，以帮助他们支付个人开销？

任：给。现在每个人每月能得到大约二十元人民币（四美元），这笔钱从我们卖门票、香和手工艺品的收入中支出。楼观台的道士们则一直把修行和劳动结合在一起。我们也种菜，比如芜菁、卷心菜和土豆。我们一年四季都穿同一套衣服。我们不需要多少钱。我们更愿意用自己所赚得的一点点钱去修复道观或买书。

问：道观是怎么组织的？

任：它的组织形式与佛教寺庙很相近。佛教有寺庙，道教则有道观，而且寺庙和道观里不同功能区的名称都一样，管理机构也一样。每一种宗教都有一个组织。我们也有一个。我们有规章制度。但是修行要取决于个人。（1987年，现在的中国道教协会草拟了《道观管理规则》，允许每座道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形来进行组织，以及通过任何不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方式来养活自己。据说责任和收入都是根据民主的原则来分配的。目前道协所提出的口号是“让每一座道观自己养活自己”和“把道观建成一个家”。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指出，1949年以后，政府禁止发展新的出家人。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个政策被推翻了，同年，重新建立了道教协会。从那时起，全真派的二十三个主要中心和另外两百座小道观都加入了道协。后来任道长告诉我，目前中国道士和道姑的数目大约有一万人。可是，北京白云观里的中国道协官员却告诉我说，这个数目是将近三千人；中国道观的数量大约有五百座，可是其中大部分道观都太小了，没有资格加入道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