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三章 先秦：专制的源头（第7/24页）

（李玉洁《中国早期国家性质——中国古代王权和专制主义研究》）在发掘甘肃秦魏家墓地时，考古学家们发现，在父系社会初期的十六座男女合葬墓中，男人们都是仰身正卧在墓穴正中，而女人则是侧身屈膝，伏附于男子之一旁。在中国龙山时代遗址中，经常可以看到杀人奠基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建筑房屋时，杀一个人放到地基里，以保佑房屋建筑顺利吉祥。令人吃惊的是被杀者常常是这个家庭的亲生儿子。考古学家们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孩子过多，人口压力过大所导致的。这种做法毫无疑问在表明，在那个时代，孩子被认为是家长的所有物，如同牛马一样，可以任意处置。既然连生命都属于他，自然没有任何个人权利。（徐良高《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

应该说，父权制曾经是世界历史范围内一个普遍的现象。希腊早期社会认为“父亲”是家庭的核心，只有他才能代表整个家庭。在古罗马帝国时期，父权制的发展和中国一样登峰造极。父亲不但可以杀死自己的孩子，还可以把他们当成财产一样抵押和出卖。

父权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专制权力。它具备专制权力的几乎一切特征：单向性、绝对性、残暴性。

弑父与杀子

从专制诞生的那一刻，对专制的反抗就随之而来。

在希腊神话中一个十分常见的主题是“弑父”。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当然是俄狄浦斯的故事，他在命运的捉弄下，杀掉了父亲，娶了自己的母亲。这个故事因为弗洛伊德释读为父子冲突的经典隐喻而闻名。除此之外，“弑父”的神话其实还有许多。在希腊神话中，神界多次发生父子冲突，神界的统治权正是通过父子间的剧烈冲突而不断易手：老一辈的神王生下儿子后对他们百般提防，乌刺诺斯甚至把子女们囚禁于地下，克洛诺斯干脆把子女吞入腹中。而侥幸不死的儿子在母亲的帮助下坚决地对抗父亲，并最终把他推翻，取代他的权威。正是通过禁忌——放逐——反叛——取代的途径，希腊神族完成了一代代的传承。叛逆者并不因为反叛父亲而被舆论斥为邪恶，反而往往因为敢于反叛而变得更加强大和富有魅力。神的统治也通过这种连续的叛逆行径而日趋完美。（郑德青《中、希神话的比较及其所体现民族精神》）

神话是现实社会的隐喻。在父权诞生之后，希腊的儿子们就不断地反抗父亲：离家出走甚至拔刃相向。希腊神话中屡屡出现的代际间互相杀戮，说明了这种反抗的血腥性。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他认为，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从“原始父亲”的专制向“兄弟联盟”的民主转变的过程。他认为，在文明时代的曙光期，部落中的“原始父亲”在性方面对其儿子们进行控制和压抑。当儿子们触犯禁忌时，他们就遭到放逐的惩罚。被放逐的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原始父亲”。联合起来的儿子们不再重蹈覆辙，而是以一种民主形式的“兄弟联盟”取代“原始父亲”的权威，从而导致了新的文明统治形式的产生。

这种对文明的解释方式更多地信赖于直觉和灵感。不过，“弑父精神”确实是推动西方社会不断发展的一个基本精神动力。人们对家庭权威的态度，决定了他长大之后对社会权威的态度。建立在“弑父文化”基础上的西方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敢于反抗权威，在代际冲突中完成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从而完成代际断裂，使社会永葆创造力和活力。

而遍观中国上古神话，我们绝对看不到这类“大逆不道”的故事。与此相反，我们看到了许多“杀子”的传说。据说，舜很有才干，为人称道，却招致了他的父亲瞽叟的妒恨，无缘无故经常毒打他。面对残暴的父亲，舜从来也不反抗。打得轻，他就乖乖忍受，打得重，他就逃到荒野中痛哭。尧听说了这些事情，认为他品德高尚，就准备重用他。这更使瞽叟嫉妒得发疯，他联合自己的另一个儿子象，一再谋杀舜。舜依然谨守孝道，知道他们要杀他，依然乖乖听众摆布，毫不反抗，只是在上天的帮助下才逃脱了死亡。因为这种“百忍成家”“不惜一切代价建设和谐家庭”的精神，他成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圣贤，被万人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