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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的时间用于打点行装，晚上人们赶来话别。我们在起居室吃了晚餐，然后范夫人直接上床睡了。我仍然没有见到他。九点半左右，我下楼到休息室假装索取行李标签，发现他不在那里。那位讨厌的接待员看见我，笑了笑说：“你不用找德温特先生了。他从戛纳打来电话，说半夜才能回来。”

“我来是想要一包行李标签的。”我说。但从他的眼神我看得出来，他没有听信我的话。如此看来，这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不能再相聚了。我得钻进卧室，两眼盯着我的启示牌衣箱和那只结实的大旅行包，孤零零度过自己盼了一整天的珍贵时刻。也许这样更好，因为我不善于伪装自己，他肯定会察言观色，瞧出我的心思。

记得那天夜里我哭了一场，滚滚流下了年轻姑娘痛苦的眼泪，要是在今天，我是流不出那种泪水的。一个人只要过了二十一岁，就不会那样把脸深埋在枕头里，哭得头疼眼肿、喉咙发紧。第二天早晨我又是用海绵蘸凉水擦脸，又是洒香水，偷偷敷粉，急着掩盖哭过的痕迹，谁知却欲盖弥彰。我还心怀恐惧，害怕再哭起来，因为我眼里充盈着难以控制的泪水，嘴角一颤就会灾难临头，引出涟涟的泪水。记得我敞开窗户，探出身子，希望清新的晨风能拂去那脂粉遮盖不住的泪痕。今天的太阳无比明媚，充满了灿烂的希望。蒙特卡洛突然变得和蔼可亲、妩媚迷人，成了天下唯一怀有真情厚意的地方。我爱蒙特卡洛，缱绻的柔情顿时涌上了心头。我渴望在这儿住一辈子，可我今天就要离开。我最后一次对着这面镜子梳头，最后一次用这个脸盆洗漱，再也不能在这张床上睡觉，再也不能开关这盏电灯。我穿着晨衣在这普普通通的旅馆卧室里来回踱步，心潮澎湃，沉浸在无限惆怅之中。

“你该不是感冒了吧？”吃早饭时范夫人问。

“不是，”我说道，“我想不是的。”这倒是根救命稻草。如果眼睛过于红肿，待会儿我就用感冒充当理由。

“行李既然都已经打点好，我讨厌晃来晃去地挨时间。”她嘟哝道，“都怪我们没主见，本该乘早一班的火车。如果费点劲，是可以办得到的，那样在巴黎就能够多待些时候。发电报让海伦不要等我们了，把会面的地点改一下。不知道……”她看了看表，“我想他们可以为我们调换车票。不管怎样，值得一试。你下楼到票房问问情况。”

“好的。”我说道，就像一个由她随心所欲支配的傀儡。我回到卧室里，飞快地脱下晨衣，穿上那件从不离身的法兰绒裙子，套上自己缝制的上衣。我对她的冷漠演变成了仇恨。她绝情寡义，甚至把上午这点时间也从我的手中夺走，不容我用最后的半个小时到游廊里转转，甚至连十分钟告别的时间也不给我留下，就因为她提前吃完了早饭，因为她对这儿感到厌倦。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就顾不上什么分寸和脸面，顾不上再摆什么架子了。于是我“砰”地关上起居室的门，沿走廊飞奔，等不及电梯，就一步三级冲上楼梯，向四楼跑去。我知道他住在148号房。到了那儿，我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举起拳头擂门。

“进来。”他在里边吼道。我推开门时，勇气顿消，心里产生了悔意，怕他昨夜睡得迟，此刻刚醒来，蓬头散发地躺在床上，正是火气大的时候。

他正在敞开的窗口旁刮脸，睡衣外罩一件驼毛外套。而我穿着法兰绒衣裙和一双大鞋，相形之下显得笨拙和臃肿。我原以为自己挺富于戏剧性，其实只是在冒傻气。

“有何贵干？”他问，“出什么事了？”

“我是来告别的，”我说，“我们今天上午就离开这里。”

他凝视着我，把手中的刮脸刀放到了盥洗台上。“请把门关上。”他说。

我带上门，局促不安地垂手站在那儿。“你在胡说什么呀？”他问。

“真的，我们今天就动身。原来打算乘晚一班的车，现在她又想早点走，我害怕再也见不上你的面。我觉得临行前必须来向你道声谢。”

这一席痴呆呆的话正像我预料的那样，费劲地从我的口中滚了出来。我浑身僵硬，显得别扭。一时间，我真想称赞他一声，说他对我来说“顶呱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