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不公正的选举（第5/9页）

在这个没完没了的电话里，贾士贞默默地听着妻子的诉说、怨恨和发泄，他甚至找不到一句安慰妻子的话。最后电话是怎么挂掉的，他已经记不清了。

接完了妻子的电话，贾士贞久久地坐在椅子上，真正感觉到加快干部制度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权力过分集中是旧的传统体制的根本问题所在。

现在他这个市委组织部长和市委书记都已经归位了，调整县处级领导干部工作很现实地摆到他这个市委组织部长面前。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贾士贞知道，现在全市上下的广大干部群众都在拭目以待。不久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选拔干部方式虽然得到不少干部群众的称赞，但网上也有不少批评他“梦中的理想政治和变革”，“高分低能”选拔干部的片面性。其实贾士贞当初之所以那样做，他什么都想过，实际上他也是企图通过这次尝试，从中找出更加合理、更加适合目前状况的办法。

于是贾士贞决定，首先组织市委组织部的全体同志学习《南方周末》2004年8月19日题为《小平未了心愿：处于进行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随后两天的学习中，贾士贞不仅亲自主持，还边读边解释刊载在《南方周末》上的这篇文章。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87年，邓小平一共76次提到政改，其中最集中的，是在1980年和1986年。

贾士贞强调说：“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制度也好，经济也好，都是人制订的。小平同志说人的障碍是什么意思？指的是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领导的素质决定了一个地区、部门、单位事业和职工的命运。在中国，习惯了官选官的方式，即大官选中官，中官选小官，由上至下，层层任命。时至今日，选官的方式与古时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只是给你一张印有上级指定的候选人选票，让你在上面划划勾而已，虽然借了民主的形式，但实质是由上而下的指定任命。”

会场上鸦雀无声，贾部长的一番话虽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但是从市委组织部长的嘴里说出来，让在座的市委组织部大小官员们有点意外。

贾士贞看看大家，继续说：“政治中最核心的是权力问题，权力中最核心的是职位的获取方式问题。在当今时代，拿官选官方式与民选官方式比较，无论是在价值理念、实践效果，还是在发展趋势上，都是一种落后的、不合理的、没有优越性的选官方式。”

“无论是业内还是业外的干部群众，都知道今天的组织部门的重要性。”贾士贞继续说，“我们在座的同志有的是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有的是刚刚到组织部门的，希望大家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认真思考，研究改革现有的政治体制，如何让官员的选拔制度更合理，更符合民意。通过学习、讨论，提出初步意见提交市委常委讨论。”

自然，这样的场合，对于韦旭来说，他是插不上嘴的。不仅是他对组织部的工作还是一个尚未入门的领导，而且他的理论水平还差之甚远。但是，他准备在组织部大干一番，将来也要像贾部长一样，把干部人事制度更加深入下去，成为一个改革家，一个名扬莫由、名扬全国的人物。在他还没到西臾时，对于贾士贞的那场激进改革的做法早已灌满了耳朵。那时他还没有想到自己会到西臾来担任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现在想想，贾士贞的那些被人们说得神乎其神的成绩，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若是他当上组织部长，他将要把西臾闹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但他对于考试实在太头疼了。他在高中毕业时，曾经连续战斗了三年，可屡战屡败，而且一年不如一年。他渴望上大学，可是怎么考都达不到录取分数线。因此，他对考试从心底充满了成见和仇恨。至于当兵，只是他的无奈之举。为了将来，提干就成了他未来前途的希望。在部队他能够提干，能够当到副营职，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尝尽酸甜苦辣。后来当他得知部队干部转业到地方可以直接进入政府机关成为公务员，这让他兴奋不已。那时他的那位亲戚还在N省当副省长，而莫由省发改委主任和韦旭的那位亲戚是中央党校的同学。这样韦旭就很顺利地进了省发改委。后来，按照韦旭的话说，他命中注定有贵人相助。当他在省发改委很难再发展时，他的那位亲戚居然从N省调到莫由省当省委副书记。韦旭的心脏如同放入水里的面包。俗话说，朝廷有人好做官。不管韦旭又提拔为副处长、正处级是不是那位省领导的功劳，但是，在省发改委那些博士、硕士生云集的地方，他却能官运亨通，其中必有奥妙。可他知道，自己在省发改委的前途也只能到此为止了。更让他难受的是，那些高学历的同事根本瞧不起他，甚至还有人常常拿他取乐，说整个发改委上下一百多号人惟有韦旭的学历含金量最高。有人不理解其中的寓意，那位取笑他的博士生处长说，人家韦旭是解放军大学校毕业，学的是万金油专业。韦旭受不了同事那些鄙视的目光，整天盯着老婆，以至动用了所有的亲戚帮忙，终于让他的那位省委副书记亲戚开了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