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尊重：玛丽莲·梦露（第4/17页）

就这样，对公众近乎粗暴的剥削也成了她厌恶好莱坞的一个原因。她曾抱怨，“没有人可以得到什么”——没有纪念品，更别提属于大众的博物馆了，“那些身家百万的人卷走了一切，然后就跑路，什么也不会留给工人们”。我们可以推测，她已经看惯了这种在“商品”与“商品”背后隐藏的劳动之间残忍的剥离了。而这恰恰是好莱坞用在女性身上，并称之为范本与典型案例的惯用伎俩。而根据帮助她在嫁给阿瑟·米勒后改自己信仰为犹太教的拉比罗伯特·戈尔德贝格（Robert Goldberg）的说辞，犹太教的吸引力，其实更在于她对自己“底层失败者”的身份认同（同样或许也包括犹太教中“伦理的、预言性的理想，以及对亲密的家庭生活的强调”）。梦露也曾对桑德伯格表示“犹太人是全世界的孤儿”。但讽刺地，根据桑德伯格的记录，当时好莱坞的主要投资人大多是东欧犹太人，他们拼命想要逃离自己的身份，而青睐梦露的原因，是她“要多不像犹太人就有多不像”。

但在她的演艺生涯中，她却鲜少有机会接近自己作为一个工人——这一无比认同的身份。1951年的《夜间冲突》（Clashby Night）是个例外。梦露饰演一位鱼罐头工厂的女工。影片开头，张开的渔网从天而降，抛撒入海，紧接着就是捕获的海鱼倾泻在梦露管理的流水线上。这是梦露唯一一次扮演工人，同时这部片子也是少有的涉及工厂题材的好莱坞影片。梦露饰演的角色是个时常因工作弄脏自己双手，同时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女人。当她年轻的情人俘获了她的芳心时，她却打了他：“我觉得我要是做了你的妻子你一定会打我，不过我想让你试一试——或者让我看看其他人会不会也这样。”当时的梦露刚刚崭露头角，和著名的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搭戏让她压力倍增。但影片演出的结果，是这个新人的风头，大大盖过了原本的主演。正是凭借这个梦想逃离工厂生活的女孩角色，她正式成了一个电影明星。有趣的是，这部令她圆梦的电影导演弗里茨·朗（Fritz Lang）是以充满讽刺的口吻，揭露了梦想本身的残酷。影片中芭芭拉所扮演角色的情人是个电影放映员，他声称自己每天给电影明星“装罐”（像女人们在罐头厂里那样），明星们就像是流水线上的生鱼一样任他摆布。而对于这一讽刺本身，梦露在记者们面前评论道，“所以你不能对你的同事太好，不然你就有可能被挤压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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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林肯是梦露心目中的英雄之一。她曾描述自己在20世纪40年代末与七十多岁的比尔·考克斯（Bill Cox）一起在好莱坞大道散步的记忆。此时的她尚未成名，正在好莱坞经历着孤独的煎熬。而后者却给她提供了无数帮助，让她不再感到孤单。考克斯的年纪很大，大到见证过“好莱坞大道”曾是一片荒原，被印第安人看作“适合行走的地方”的时代。他对她讲述了自己参加美西战争，以及追随林肯的经历。当然，梦露关于林肯最初的记忆，是当她还是个十四岁小女生时读到伟大英雄故事时的激动。那时的她几乎将林肯当成了自己的父亲。而在她生命其余时刻，克拉克·盖博偶尔也会扮演这个角色（因为她无从知晓自己的生父是谁，不幸中的万幸，她可以随意想象）。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这样的崇拜并不奇怪。1953年艾森豪威尔的总统就职舞会上，阿隆·科普兰（Aaron Copl and）原本要指挥演奏自己的著名作品《林肯肖像》——那是他用管弦乐的形式，再现了林肯生命中重要时刻，素材包括了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但在舞会开始前最后一刻，这个节目却被撤下，理由是这个节目是“反美国”的（真实的原因是如此纪念一位“平民英雄”大概会让这样一个坐满了亿万富翁的场合变得不那么和谐）。林肯这一形象对于梦露而言显然是重要的。林肯的传记作者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在梦露生命的末期成了她的朋友。在1962年的笔记里，她评价桑德伯格的诗是“由人民写成，为人民而写的人民礼赞”。而对于梦露，桑德伯格则评价她是“非同一般的电影明星”，“她身上总有些民主的东西。”所以当《游龙戏凤》中的由梦露扮演的歌女劝诫巴尔干王子应当多“民主”一些——“普选是好东西，民主的所有内容都是”时，梦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扮演自己。“普选很有趣，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谁会赢。”她向王子解释道（那一刻像是在模仿卢森堡）。不过自不必说，在烂片《我与梦露的一周》中，尽管主创声称自己的影片是在谈论“关于《游龙戏凤》拍摄的一切”，但这个重要的细节却不见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