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尊重：玛丽莲·梦露（第11/17页）

梦露被要求了些什么呢？“性”显然是关键。在特里林看来，梦露受教育的愿望，剥夺了大众“中奖的错觉”：“只要床事好，没有搞不定的女人。”为什么一个如此性感的女人，还要想着上床以外的事情呢？这显然是偏见，却使很多原本可以很出色的女人放弃了变得出色的机会。而梦露的独特，则是因为她童年时的贫寒，以及当她成熟时，身边立即聚集了一众无法摆脱的奉承者给她带来的精神痛苦（正如特里林指出的，这痛苦抵消了上天赐给她美貌的馈赠），她努力只让自己维持对生活最低限度的渴望，这种渴望几乎无关任何事情，而只是渴望本身。她曾用一个十分准确却又自相矛盾的词组来描述自己“渴望得到虚无”。究竟是怎样挫败的美梦，介入了这个女性的身体中呢？其实不必成为弗洛伊德的信徒，我们也不难想象，以这样近乎自虐的方式对待自己，她可以得到的是相等价的自由。她曾对诺曼·罗斯滕说，“那些我不认识的人，如果他们说爱你却根本不了解你，那么他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去恨你。”在毛姆的小说《雨》中，作品里的人物说“渴望是悲伤的”。这也是梦露很喜欢的一个故事。在生命的末期，她等待着出演由这部作品改编的电视电影，在里面饰演那个勇敢揭发伪善的社会面目，却始终也无法得到赎身，只能反复自己悲惨命运的妓女。而当这个机会最终没能实现时，她自己无比失望（她还坚持希望能让李·斯特拉斯伯格来执导这部影片，最终也失败了）。但毛姆对此是乐观的，他在1961年写信给梦露：“我听说你打算出演《雨》里面的莎蒂，我相信你可以演得很出色。”

就此而言，梦露的受难故事提供一种全新的意义，那也正是一度风靡的“美国童话”不愿阐明的自身秘密。即使是她长期的药物依赖这件事，也是与此有关的。洛伊丝·班纳点明，她所服用的巴比妥和安非他命，这两种药物此前本是提供给“二战”士兵的，而它们被大量用于普通人的生活中，则也可以看成战争造成的恶果。班纳写道，“它们是缓解美国人集体焦虑和沮丧的灵丹妙药”（百忧解的种子也被今天的药业巨头开发成了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好莱坞充斥着这种药物依赖，因为它自身的压力与秩序常使其中的演员们喘不过气。就像她身上的其他特质一样，药物依赖也是梦露这张“巨幅照片”的一个组成，她危难境况的一个症状。而这痛苦，连带着诸多不可言说的战争后果，在当时遍布整个美国。在班纳看来，当时的“演艺研究所”之所以拒绝了斯坦尼斯特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其中一个原因是研究所中的退伍军人无法忍受“自我探索”带来的有关战时记忆的二次创伤。这大概再一次印证了阿瑟·米勒的观点：“美国人否认他们的痛苦，并努力驱逐这些记忆。”（正如托尼·朱特所预想的，米勒也看出了否认苦难与保守政治之间深刻的联系。）

只是在一两部电影里，像是《无须敲门》（Don't Bo therto Knock,1952）、《尼亚加拉》（Niagara,1953），梦露才得以出演那些可以揭露美国现实黑暗，以及其正想要努力忘却的痛苦的角色。在我看来，这也是她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两个角色（其中第二个更像是她生命意义的一次重复）。这两部电影都以“二战”为背景。在《无须敲门》里，她饰演了一个因为爱人在空战中被击落，自此陷入杀人幻觉之中的女人；而《尼亚加拉》中，她试图一再加深丈夫的“战后创伤”，好让她的情人意欲实施的谋杀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心碎的老兵不得已而选择的自杀。似乎在这些早期的电影里，美国人会把问题的根源都归结到疯狂或是残忍的女人的性欲之上，倘若不释放或是压抑，其中的暴力因素就无法得到自我解决。在《尼亚加拉》的结尾，那个女人即将被她的丈夫掐死，这位丈夫看透了他们的骗局，并且杀死了妻子的情人。但在我看来，影片中稍早时至少出现过五次她侧躺蜷缩的镜头（睡着或是昏厥），实际上已经意味着“死亡”（电影脚本里有一处要求她要睡得“如天使般平静”）。这似乎意味着，女性的性欲意味着一种对恐怖历史的救赎。女人往往会被当成是修复民族心理的工具，尤其是当他们不得不遗忘一些事情的时候。而女人，则被拿来充当无数死亡的负债人。美国人否认自己的痛苦，那么谁来背负它呢？这个角色自然要由女人来扮演，毕竟总是她们挑起男人的欲望，使他们丧失了原有的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