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2/17页）

2011年，那些在开罗或者其他地方通过激烈方式进行的请愿事实上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回应，尤其是其中日益被明确和亟待解决的女性权益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决。到了2013年7月，政府力量再一次掌握了权力，第二次革命的尝试最终成为这次革命的终结。而在这一次骚乱中，更是发生了无辜妇女在解放广场被当众强奸的恶性事件。这几乎会成为每次暴乱的主题。在2011年12月，海茵德·芭达维（Hend Badawi）在参与对临时政府的抗议时遭到了强暴。之后，她大声斥责了到医院来探望她的陆军元帅、当时埃及政府的实际权力拥有者坦达维（Tantawi）：“我不需要您的探望，我不是那些忠诚于您的暴徒！”而现今，这个勇敢的女孩正在整个家族的“冷暴力”侵扰之下，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并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芭达维的革命之路也许就此画上了句号，但作为先行者的卢森堡，在与她相仿的年纪时，就已经将革命信念深植于内心，并通过实践，使之成为生命的核心意义：“我将通过参与有关这个社会的革命，修补我内心中需要变革的部分。”

但对于我们而言，所谓的“革命”正处于停滞之中。今天埃及方面的情况似乎变得不能更糟：由军政府把持的政权正在肆无忌惮地压迫平民。我们根本无从确定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而那镇压革命的反动势力自己同样无从知晓未来。“中东地区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动荡期，”记者、国际事务观察者帕特里克·库克伯恩（Patrick Cock-burn）写道，“在此之中反动势力将会证明，想要通过联结各方势力巩固自己的力量，会同革命本身一样艰难。”而这种负面的不确定性，使得卢森堡所看重的对公平和正义的执着信念，变得更加符合当今的主题。当革命初衷得不到满足，人们便会迅速回归到之前的生存模式时，资深评论员马尔万·比沙拉（Marwan Bishara）也注意到了“公平与正义”的意义。他呼吁人们，在考虑问题时一定要基于这样两个立场：事情可能会越发糟糕——而这世界又总在变化。事实上，革命的特性，在于强迫人们改变对时代的看法，使人们相信“不可发生之事正期待发生，曾经发生之事绝不会重演”。这会诱导人们进入“盲目革命乐观主义”的陷阱之中。对于观察者，尤其是当权者而言，这种盲目的愿景同样可以成为抑制革命的道具——他们只需要证明，未来并不会如想象一样被改造得更美好。在诸多恶兆之下，以预言种种可能后果的恐惧散播者们，会把无政府主义的崩盘作为例子，使人们怀疑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描述一种荒诞可怕的未来，来维持当下的荒诞，从而限制自由的声音。

但卢森堡所扮演的角色，既不是乐观的革命者，也不是危言耸听的当权派。在1917年11月24日于布雷斯劳监狱寄给露易莎·考茨基（Luise Kautsky）的信里，她希望自己的朋友可以继续“摸索、探寻、保持”着自己内心那个“年轻女孩”的存在，尽管露易莎此时已经63岁了。而当次年5月露易莎前去探望卢森堡时，她内心的煎熬、“焦躁不安、欲求不满的自我搜查”，全部都通过眼神清楚地传递给了卢森堡。于是，卢森堡隔着监狱的铁窗鼓励自己的同伴，“我欣赏的恰恰是你内心的不确定性。”对于卢森堡而言，这种通常表现为焦躁不安的不确定性，恰恰是政治生活与个人生活中的重要美德。在她同样写于布雷斯劳监狱之中的文章《论俄国革命》中，她强调要“避免利用一些现成的处方来处理人们在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十分模糊的未来的事情”。对于卢森堡而言，那些根本性的未知始终占据着她的政治理念的核心部分。在处理敌我矛盾问题上，她会尽可能保持爱憎分明，但她十分厌恶自己的行为会被某种既定的情绪规则所操控。而当她面对对手与批评者的指责和挑衅时，她往往会提高自己有关革命信条“不确定性”的标准，来判断自己应当怎样处理这些来自反对者的声音。在我看来，这正是她可以在民主自由与社会主义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的原因。这同样也使我们可以把握她两个身份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结，一个是她个人做为女性本身，另一个是做为男权统治世界中的公众。她是我在这本书里列举的第一位放下有关男权成见的女性，并且由此为这个世界贡献了自己的信条与引导。她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对抗世界的不公，并以自己的宽厚和敏感，度量世界的粗鲁和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