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1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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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超越了极限的杰出人物，还有一个十字路口在等待着卢森堡。当她藏在老农的破马车里离开波兰时，她便开始了自己反复穿梭在各个国家之间的生命历程。当她随后来到德国，她“带着成捆的家信，一份把她写成波兰人的来自党的证明，以及一份结婚证书，将她的国籍从俄国改写成德国”。可究竟哪里才是她的归所呢？“可预见的是，”艾廷格写道，“在波兰社会党看来，卢森堡的犹太身份，必然将使她无法正视波兰人们真正的需求与愿望。而在1970年，卢森堡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研讨会上，同样的问题再一次被提及。"1910年，波兰民族主义报纸《独立意志》（Independent Thought）甚至称她的腿疾是犹太人血统卑劣的标志。

然而在伍尔芙看来，这种无归属或许是一笔无形的资产，尤其是对于一个女人而言。而在阿伦特笔下，卢森堡是来自“一种普遍的人性和真正的、几乎幼稚的对社会差别和种族差别的轻视，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卢森堡的国际化视野，其中的一个方面，”奈德尔写道，“是更热衷于外来文化。”“我确实看到国际化的趋势正在加强，”卢森堡在1904年写信给亨丽特·罗兰·霍尔特斯，“而这本身，也将成为克服人们偏执与愚昧的一种手段。”在她生命的末期，在布雷斯劳监狱里，她翻译了俄国作家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11]的自传《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AHistory of My Contemporary）。在译者序中，她写道：“身负三种民族主义的侵扰，这天生的矛盾，使得柯罗连科选择逃向普世的人道主义。”歌德的“兴趣普遍主义”是卢森堡的理想。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类比，就是将此与精神分析联系起来。对于无意识者，国界是没有意义的。弗洛伊德从来都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他的观念里也没有任何欧洲中心论的影子，所以他的普遍主义，其实也是一门被后来将精神分析学称为是“德国的”，并且——或者，是“犹太人的”学问。民族主义给精神分析学的进展带来了巨大的阴影，而革命理论的发展和传播同样也往往会受它的蒙蔽。于是，弗洛伊德曾对自己取得成就的原因做过一个著名的总结：因为他是个犹太人，而犹太人往往生活在偏见里，自然不难归纳偏见产生的原因。

对民族自觉的反对，是卢森堡与列宁（但并非是只与他一个人）争论的焦点。而这同样可以用精神分析与革命理论之间的对应来理解。波兰社会党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使得卢森堡和约吉谢斯不得不选择退出，并在波兰和立陶宛王国另立门户，于1893年建立了社会民主党。“整个民族成为一个共同的政体，"1908年时她总结，“根本没有可能。”尽管曾为犹太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媒提供过一篇文章，但卢森堡从未与他们建立过联系。而这份名为《同盟》（Bund）的报刊，所致力的是犹太民族作为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定，同时也得到了约吉谢斯的支持。这也是他们之间政治观念分歧的一个例子。卢森堡并不愿意将犹太民族作为一个特定的族群来看待。“通过强调犹太人的受难，你期望得到什么呢？”在她1917年写给乌尔姆那封颇具争议的信里，她写道，“那些在普图马约[12]橡胶园里贫苦的受难者、那些在自己家园生活却成为外来的欧洲人捕猎游戏道具的黑人，我反倒觉得他们离我更近……我并没有为‘犹太人’这个词在心里留下一个特定的空间。我在自己的家里，却不妨碍我感知世界其他地方的乌云、鸟儿，以及人们的泪水。”

可无所谓怀抱怎样的观点，她终究还是成了反犹主义者攻击的对象。甚至在自己的党内，她也饱受这种攻击的侵扰。在1901年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沃尔夫冈·海涅（Wolfgang Heine）宣称，那些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当然包括卢森堡），就像是“在我们的客厅到处吐口水”的不速之客（这也让我们想起阿德勒的告诫“不要让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汤里吐口水”）。回顾她的一生，德国政治家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指责她和她外来性的主张使马克思主义蒙上了一种神秘主义色彩。这种“秘密社团”或“不传之秘”的比喻，成了反犹主义者又一种经典的说辞。到了1919年，诺斯克担任防务大臣，负责镇压斯巴达克派的起义。如果说他的反犹主义倾向不曾对他关于逮捕和杀害卢森堡的命令产生影响，显然有些说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