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第8/13页）

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梦露越会表现出自己不同于往常的一面，那才是她最真实的一面。而这真实，又往往会在虚构故事之外的镜头前被捕捉。曾为梦露未竟的影片《濒于崩溃》（Something‘s Gotto Give）拍摄照片的摄影师劳伦斯·席勒（Lawrence Schiller）曾写道：“她既是一位可以完成既定动作的杰出演员，同时又好像完全可以主宰这一切。”梦露向他展示了“其他摄影者都知道的事实：当梦露进入‘拍摄模式’，她会让所有摄影师沦为‘按快门的人’”。而对于另一位摄影师艾娃·阿诺德（Eve Arnold）来说，这种力量延续到了暗房之中。当她为梦露拍摄过一组照片之后，这些照片看起来似乎是有生命的：它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冲破束缚，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为梦露拍摄照片是怎样的体验呢？”我试图让自己不去想这个问题，从而可以继续在工作上保持专注。可这个问题是挥之不去的，“为梦露拍摄照片是怎样的体验呢？”那就好像是在用显影剂令影像逐渐清晰。当她站在镜头前，影像就已经呈现出来了，我需要的只是占用她的时间，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我好像是在对着一台频闪观测仪进行操作——只需要把握好间隔，梦露的新照片就由她自己完成了。

作为一位偶像，梦露的形象不只是来自她自己，更多是来自公众在放大镜下观察的结果。于是作为世界上留下影像最多的女人，过度的曝光显然也是她生命艺术的一部分。而在这个程度上说，那些认为她是这些照片的主角，并被这些照片感染的人，他们的认知大概不会离梦露的真实形象太远。“是她自己在操纵这些，”艾娃·阿诺德写道，“完全地控制。”这里的“控制”显然具有多重含义。艾娃认为与梦露的合作是不同寻常的，“在告诉她我想要什么之后，拍摄很容易进入一种特定的情境，我只需要快速地按动快门，一切就可以完成了。这看起来是某种颇有效率的努力，但一切似乎都像是预先设定的结果。”“那好像是，”阿诺德补充道，“她在利用自己生命中未经历过的经验。”

本书所探讨的女性没有一个曾落入因遭到侵犯而放弃自信“自我力量”的圈套之中。面对灾难，她们往往有额外并且更出色的想法。罗莎·卢森堡以批判权威而闻名（“一个守夜人的国家”是她对社会主义革命后俄国的称呼）。但她并不渴望（“渴望”[6]是她最喜欢的德文词语之一）以极端的形式实践自己的革命理想，比如通过激烈的罢工行动——她说那就像是汹涌的巨浪，即便可以掀翻敌人，之后力量也必然会分裂成各自为战的激流，化作泡沫，消失在地球深处（她从未像这样用如此诗意的语言解释革命理论）。梦露同样觉得自己是在不同的领域之间游移。她的私人信件和日记显示了她作为一个女人，在自己的私密空间排解由于虚饰的外表而带来的痛苦的努力。而这也仅仅是诸多显示她不只是在对抗生命中阴暗的部分，同时也是在与自己其他内在认知相抗衡例子中的一个。“恐惧、好奇、对外界的疑惑、意外感，以及对传统权威的无奈妥协”作为梦露对自我的洞察，作为生命中不可割舍的部分，同样影响着她的生活轨迹。而这种“对传统权威的无奈妥协”则通常是作为诈欺的来源存在的。它所引发的结果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但就像是梦露“利用生命中未经历过的经验”的写真拍摄工作，生活也同样不可预知（这倒使梦露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坚定地将表演作为自己的信仰，因为银幕上的一切对于梦露而言是可控的）。于是，一旦认清了改变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即便再多约定俗成的理由，也无法阻挡那些不被相信和期待的生活规则被废止。质询是格外重要的武器，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在受蒙蔽的世界里，使心灵蒙尘。

只是梦露所提供的经验，所代表的是一片不易进入的领域。自我剖析难免会使人部分地怀疑自我。“我感觉，”梦露曾写道，“我所经历的，似乎都离我很近，可那些经历这一切的人，似乎又不是我。”罗莎·卢森堡则认为，生活“不在我之中，也不在我所在之处……而是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穿透了屋顶”。两人这样的共鸣，在外人看起来煞是诡异，但解释起来也很容易：当我们深入自己的内心时，我们往往更容易迷失，更容易丢失自我。对于萨洛蒙而言，去救赎自己家族“自杀诅咒”的唯一途径，就是放弃自我，去成为“其他人”。但她却坚定地执着于自我，用尽力量为自我的存在创造出空间。那是一条苛刻又奇异的道路，伴随着对生物意义上“利己”的自我的背叛。但她对自我的维持其实是意义重大的。尽管这并不能使她避开两次大战留给欧洲人的普遍创伤。大多数人只能像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写的那样，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欧洲降下“遗忘之幕”，将死去的“‘异类’抛诸脑后”，才能排解这痛苦。而他接下来的论证表明，这为避免痛苦而执行的遗忘，会成为某种形式下的温床，酝酿着下一次的种族歧视、宗教暴力和移民战争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