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第11/13页）

她并不是唯一一个遭遇这样命运的女孩。但在“荣誉谋杀”事件之中，女孩们通常是很难主动说出真相的，甚至她们的姐妹和母亲在亲眼目睹死亡发生后，也会刻意地保持沉默。她们有时甚至会与暴力构成同谋关系，即便她们自己往往也是受害者。而“荣誉谋杀”事件中最可悲的部分，当属受害人母亲的主动参与。即便没有受到所谓家族权威的胁迫，她们也往往会选择“管教”自己的女儿们，遵循自己那残暴无理的丈夫的意见。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分担了男性权威在事件中的主导地位。男性仍然是施加暴力的主角。但这启发我们，需要打破固有的观念来看待类似的问题，不能以固有的性别观念来判断无辜与有罪。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窥探到事情真正的面目，为一个美好的未来储备可能。这种固有的观念，至少在潜在意义上是长期存在的，毕竟倘若没有所谓的父权权威，女权主义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正如我在这本书中所书写的案例，这些身处黑暗中却仍要坚持发声的女人，选择的是一种特定的语言来揭露世界和人心的异常。就像2001年因逃婚被父亲杀死在英国的女孩赫苏·尤尼斯（Heshu Yones）在死前给父亲的信中写的那样，“我并不想成为那个你想要或者是期盼的孩子。失望只会诞生于期望之中。也许你期盼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我，可我也无比希望能有一个与你不一样的父亲。生命从来都是它本来的样子，而不会依照某个人的意愿而改变。”

最后，我将关注那些以卓越的创造力赋予人们勇气，并将自己的成就书写进历史，进而开启历史全新篇章的杰出女性。她们都是伟大的艺术家——一位是雕刻家兼影像艺术家，一位是电影制片人，最后一位则是画家。她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录者，同时也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些女性一样，是这世界那可悲且愚蠢的“性别壁垒”的挑战者与拆除者。当欧洲社会加紧了对移民群体的控制时，让这些少数群体说出他们的故事，使他们有能力反抗加诸自己的不公与屈辱，无疑是充满善意的行为。因此，对于在立陶宛出生的雕刻家兼影像艺术家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来说，去记录那些处于欧洲城市：法国的马赛、奥贝维里埃，英国的布罗姆维奇中的移民与边缘人的生活状况，是她独特的方式——用以完成一项超越种族与国界的民主表达。“最重要的事情是，”她对她的一位采访者说，“那些使人与人彼此隔离的东西，往往只会在人们苛求所谓的历史界限时才会被触及。”（这是一句断言，同时也是一种辩解。）“我曾住在一座被历史标记出的城市整整六年，它叫作柏林，而这名字也正是我居住在那里的原因。”她在英国中西部的城市间穿梭来完成她的作品，但那些来自信念坚定的漂泊者的声音，早已传遍全世界。

对于以色列电影制片人耶尔·芭塔娜来说，“回归”是一件切实却同时也令人不安的事情。在我们于这一部分讨论的三位艺术家之中，她或许是对于在20世纪动荡不安的欧洲历史最有发言权的一位。在她的三部曲作品《注定不安的欧洲》（And Europe Will Be Stunned）之中，她借一个相信世界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随后却陷入深深的痛苦与自责中的波兰年轻左翼激进分子之口，表达了一个绝无可能却充满历史意义的请求：让犹太裔的波兰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历史通过她的镜头铺陈延展，使银幕前的每一个人都随着光影一道，追索那无声的“二战”记忆。一个波兰老妪，每当盖着遇难犹太人留下的被子入眠时，总会被噩梦惊醒，梦里反复着这样的场景：“一到夜深，你（犹太人）就会消失不见，”一个年轻人对着空旷的广场高喊，“而她（被中人）将会整夜噩梦，不再有安宁。”芭塔娜明白这不过是一个以危险和悲剧为素材的不礼貌的玩笑，但她也意识到其中隐藏的一个主题，这个课题也成为她的一本著作的核心：女性应当成为个人或是公共历史的承担者与记录者，去将那些心灵无法承受，或者被认为无法承受的内容保留下来，使历史保持完整。从而避免人们滑向他们更愿意身处的境地：假装那些残忍与不堪从未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