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第3/4页）

五月，有人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学生反战游行，活动组织者比瓦尔和本所在的和平小组更加激进。哈佛园里挤满了学生，抗议者们围着大学楼，拿着扬声器朝人群喊话，鼓动学生罢课。他们的声音在哈佛园里回荡：用暴力的手段阻止战争是道德的，因为战争是不道德的，这就是他们的主要观点。米拉一边听着，一边观察着人群。人们站在那里，有人若有所思，有人和讲话人争辩起来，讲话人试着公允地做出回应。可他们的论据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他们说，他们占领大学楼是违法的，违法就是违背道德；可当法律支持不道德的战争时，不违法就更加不道德了。

米拉对这次行动不以为然。这就是一场智力游戏，是有欺骗性的——说话人坚称自己的行为合理，但它并不真的合理。真正的冲突在于政府与军队的权力和年轻人脆弱的血肉之间，而这种冲突，在她看来并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在勇气中，在强烈的愤怒、持久的忍耐和对自我的极度泯灭之中发生的，只有这样，才会有彻底的反叛。阿尔及利亚、中国和古巴的领导者们，或许曾坐在一起，想办法证明推翻政府是符合道德的、明智的，但他们的革命冲动植根于他们的现实生活、他们所耳闻目睹的一切——多年来看着人民所受的压迫，为了反抗这种压迫，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些站在台阶上，手持麦克风拼命鼓动别人的年轻人固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他们也在全力以赴，哪怕声音已经嘶哑也要继续高喊，希望把自己的理念传达给更多的人。但他们的观众并没有忍饥挨饿，并没有生活在恐惧当中；他们的家人依然在斯卡斯代尔平平安安地活着，没有死于枪下，没有被折磨致残，也没有被囚禁起来。本说，美帝国主义很聪明，他们用几辆车、几台电视和性压抑就征服了人民。瓦尔和他就“马尔库塞理论[1]”争论了一番。米拉就坐在一边看着。事件并未真正发酵。没有足够多的人参与，人们也没有足够的热情。之后的某天晚上，校长给警察打了电话，他们把大学楼里的学生驱逐了出去，其间发生了暴力行为。有人受伤了，很多人被关进了监狱。第二天，校园里一片恐慌。一夜之间，事情激化了。

那些天的感觉很容易就被忘记了，因为那被点燃的激情来自道义，而非生存，因而很容易消散。我还记得坐在雷曼餐厅，感受到空气中的脆弱；周围飘浮着各种声音，宛如碎玻璃；我感觉，轻轻地触碰，就可以让整栋建筑支离破碎。有些人——大都是年纪较大的男研究生——他们冷酷、残忍、高谈阔论，不断重复着那些关于革命的耸人听闻的论调，企图营造出像去年秋天那样恐慌的氛围，他们躲在角落里，端着脏兮兮的咖啡杯，小声地谈论着枪支和坦克。年轻一点儿的学生胆子小，几近歇斯底里。他们总是一脸惊恐，发传单，传阅请愿书时，手都在颤抖。有传言说——后来被证实了——在档案里发现了一些材料，它们燃烧起来，像沙漠风一样席卷过每栋建筑，沙沙作响，打破了等级组织所必需的微妙平衡。许多年龄大一点儿的人都知道，可他们隐藏了太久，安稳地藏在享有特权的屋墙内，以至于那些年，他们一直没明白，权力不是你所拥有的，而是你享有权力的那些事物所赋予你的。那些和蔼地、文质彬彬地默默管理着大学的白人男性，原来是不愿认错的性别歧视者和种族歧视者，他们对自己的权力抱有误解，以为他们的权力就等同于国家的利益。别人也不可能指控他们阴谋勾结，因为他们的勾结是潜意识层面上的。米拉想，就如同她之前对诺姆的困惑一样：即便你指出来，他也不会去反思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即便这件事侮辱了你，让你感到烦恼，他也不觉得他是错的，还说那是“自然的”。对于这样的人，你能怪他吗？

对米拉而言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对那些年轻的学生来说并不是。从小他们就被教导，美国是一个民主、平等的地方，机会均等。尽管他们知道体制内有缺陷，也觉得会有好心人去修复。他们的上级、老师、院长和父母，都表现出善良的样子。可私下里，在他们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却会写检举信。他们不曾知道，不曾看见，震惊之余，他们才发现，都怪自己无知，轻易地被愚弄了。于是他们尖叫着、哭喊着四处奔走，颤抖不已。他们突然意识到，这正是他们被教育的所谓完美理想的丑陋阴暗面，正是他们继承而来的所谓抱负，这其实一直显而易见，只不过他们没有深想过。这种精英主义思维非常接近希特勒的理念，他们的奢侈生活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被构建、被满足的。安逸的代价原来是另一种奴役。这真是令人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