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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这里是否可以查看以往年份的访问记录？”宋汉城问女管理员。

“一九九八年以后我们才有电子日志档，再早些的记录，我得去库房查看保存的档案账册了。”

在查看信件之前，如果能让管理员找出中村近几年过访牛津时的记录就好了。运气好的话，或许有意外收获呢。本特利见机马上就和沃德丽夫人套起了近乎。

宋汉城不得不叹服博德里安内部管理的缜密。让他们意外的是，沃德丽夫人不但找到了中村近几年的调阅记录，甚至还找到了中村增造和J博士历年的调阅记录。

遗憾的是这份卷宗里没有记录他们当时的查阅内容，只标注了日期。

“他们查阅的内容，您这里有其他的记录么？”宋汉城又问。

女管理员有些疑惑，因为这几个东方人似乎不是来查阅资料的。

本特利教授及时解了围：“他们正在做一个日本佛教学术史的研究项目，因此，对日本学者在牛津的经历非常感兴趣。我相信您会想到办法的。”

“原来如此。但是，您只能看到博德里安采用SOLO系统以后的查阅内容记录。全靠我们的科技进步，以前我们是无法跟踪所有资料的使用状况的。”

“那就麻烦您啦。”本特利教授说，冲着直子他们调皮地眨了眨眼。

中村在博德里安图书馆可找到的查阅记录一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SOLO系统运行后当年的十二月二日，他查看的是南条文雄在牛津期间所发表的论文《英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

第二次是在二〇〇二年的年末，这次他查阅的是宋汉城他们将要调阅查看的那些往来通信，并且带走了拷贝复印件。

第三次是在第二年的二月，时隔不久，中村又回到这里，他查阅的是《东方圣教隐修法门》——竟然是高木繁护另一本不为人知的著作！这个书名让宋汉城马上联想到《早期佛教正伪辨》里的那句题词：

提婆达多与阿难大士，隐修之法门。

此前，这本书从未出现在公开的学术书目上。

“沃德丽夫人，这本《东方圣教隐修法门》也是馆藏书籍么？”宋汉城问道。

管理员只得满足这两个麻烦来客的要求，开始在电脑上查询：“哦，是的，就在特别收藏部。”

也许所有的终极答案就隐藏在这间图书馆的僻静一角中。在本特利先生陪同下，他们进入了阅览室。

随着东印度公司进入南亚并在远东建立起疆域广阔的前沿殖民地，牛津大学在两百多年中逐步累积起了数量惊人的馆藏。为安全起见，对这里收藏的纸本原件（大量古代手稿、中国汉简和宋版珍籍、贝叶经文和珍本书籍等）采取了最为周全的保护措施，除了制作微缩胶卷，所有原件都被拍下了高清数码影像资料，并提供阅览的副本。

阅览室的设备配置非常先进，三台带五十二英寸平板显示器的主机可供浏览者同时调阅或处理不同的文件，第一台主要用于文件搜索和图像阅览，第二台可以仔细阅读已转成纯文字格式的文件内容，第三台主机附带一台最新研发的小型印书机，可以将电子书打印成册。

在不在场的中村的提示下，宋汉城和直子在牛津业已锁定了搜索范围。和当年的中村一样，他们将仔细阅读几位学者间的往来通信，还有高木繁护的另一本书。

也只有迂腐的学者才能构思出这样一条独特的线索。但是，它确实有效，一般人无法破解其中奥妙。

一个小时后，宋汉城、高木直子和本特利走出了东方研究所的大门。天色已晚，蒲赛街空无一人。巷子两侧还有房间亮着灯，他们一路聊着走回了三一学院。

几辆汽车驶过他们身旁。在他们重又踏上三一学院门前的那条漫长步道时，其中一辆停在了他们身后。那个嘲讽般的目光一直紧盯着草坪。此刻，这目光里闪过了一丝焦虑，甚至有些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