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浮名一误（第16/18页）
[2] 明代军户是世袭制，一旦列入军籍，世代为军。军丁一旦逃亡、病故、老疾或被虏，就要按军籍所造之册，到该军丁原籍追捕本身或其亲属，以补足原数。除非皇帝特许，否则不可除去兵籍。卫军实行屯田制度，边地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兵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应耕牛、农具和种子，并按份征粮。而土木堡之变后，京军全军覆没。为保卫京师，明朝廷不得不派人四处募兵以应急，由此，明政府开始大规模推行募兵制，募兵渐成为军队主力。著名的募兵有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戚家军”，俞大猷的“俞家军”等。不过募兵需要养兵，耗费极大，募兵愈众，国库日绌。而到了明末，募兵训练废弛，战斗力转弱，并不断发生大面积逃亡事件，终至无法挽救明朝的灭亡。[3] 此节故事根据真实事迹改编。据新闻报道，2006年，福建宁德支提山华严寺方丈携队造访南京云锦研究所，方丈同时携带有一件明代袈裟，造访目的是想请南京云锦研究所利用独特工艺制作一件明代袈裟复制品。明代云锦工艺早已失传多年，明代皇家云锦饰物，亦是极难见到，南京云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不敢怠慢，小心地将袈裟展开——只见云锦呈长方形，其长2.18米，宽1.3米，左右两边各有24条小金龙，下摆是24个灯笼图饰，袈裟中间由一块块方形图案组成。图案中有牡丹，有如意云，有莲花。最值得一提的是，袈裟正中间呈现5条五爪龙间隔分布，而在5条五爪龙的横幅上，织有6条与中间5条五爪龙差不多大小的五爪龙，颇有些令人纳闷。经专家组仔细辨认后，发现横幅上的6条五爪龙并不居中，而是靠右一字排列，左边明显是后人以黄色锦丝填补上去的。专家组一致认定，此袈裟“横幅”上原本有9条五爪龙。果真如此的话，这件五爪金龙云锦袈裟就是拥有“九五之尊”的龙饰袈裟，绝非普通人所能穿戴，只有皇帝才能享用。至于此袈裟如何到了福建支提山，读者可自行想象。对袈裟有浓厚兴趣者，可自去福建宁德支提山华严寺观看实物。[4] 清代的奏折制度始于康熙中期，起初是皇帝赋予其亲信的一种特权。当时具有奏折权的官员数量有限，终康熙一朝，总督进折的有33人，巡抚进折的有44人，而各省布政使与按察使中，拥有具折权的仅有寥寥数人。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为特殊中之特殊，三织造均拥有奏折专递权，即所拟奏折直接递送皇帝案头。[5] 古代金山是屹立于长江中流的一个岛屿，与瓜洲、西津渡呈掎角之势，为南北来往要道，久以“卒然天立镇中流，雄跨东南二百州”而闻名，被称为“江心一朵芙蓉”。直至清代道光年间，由于“大江曲流”，金山开始与南岸陆地相连。“骑驴上金山”一度成为风尚，盛行一时。[6] 水陆法会：佛教仪式。全称为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又称水陆道场、水陆大会、水陆会、水陆斋、水陆斋仪、悲济会。在诸佛事仪则中，水陆法会属于较为隆重盛大的一种，时间少则7天，多则49天，参加的僧人有几十至上百。举行法事时，要诵经设斋，礼佛拜忏，追念亡灵。其来历，最初是南朝梁武帝梦中得僧启示，后又受宝禅师指教，遂披阅大藏撰成仪文，于天监四年（505年）亲自到金山寺举行水陆法会盛典。至唐高宗咸亨年间，西京法海寺神英禅师于大觉寺吴僧义济处得梁武帝所撰水陆仪文，依照修斋，遂流行于世。盛行于宋代，北宋杨锷撰有《水陆仪》3卷，苏轼为亡妻宋氏设水陆道场，撰《水陆法赞》16篇，称为眉山水陆。宋代高僧佛印（其人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青花瓷》）曾住持金山寺，亲自主持过水陆法会，规模宏大，轰动一时。[7] 中国寺庙山门一般是朝南的，而金山寺的山门却是朝西，是为一奇。这其实是古代建筑师的别具匠心，与历史水文地理有关——因为金山耸立于江心之中，大江由西向东奔流，游人在寺门眺望，才能充分地体现观赏到“大江东去，群山西来”的壮丽景色。[8] 此段并非历史真事，而是据明人吴承恩（号射阳山人）名著《西游记》。吴氏《西游记》中提及玄奘在金山寺出家，虽并未指明镇江金山寺（中国有多处金山寺），但吴承恩曾多次游览镇江金山寺，并有诗文留下：“十年尘梦绕中泠，今日携壶试一登。醉把花枝歌水调，戏书蕉叶乞山僧。青天月落江鼋出，绀殿鸡鸣海日升。风过下方闻笑语，自惊身在白云层。”尾有题款：“甲午秋宿金山寺，射阳承恩为沫湖先生书。”下钤“射阳居士”方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