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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拿过德尼斯的血样，撕下封条往试管里滴了一滴。接着对史蒂夫的血样也如法炮制。然后，丽莎拿出有精确刻度的滴管——就是一头有个橡皮球的玻璃管——往两枚试管中各加入一小滴精确计量过的氯仿，再用一支新的滴管加入了同样剂量的苯酚。之后她盖上两支试管，把它们放进混匀仪里晃了几秒钟。氯仿会溶解脂肪，苯酚能消除蛋白质，而脱氧核糖核酸那长长的双螺旋分子结构却会保持完整无缺。

丽莎把试管放回试管架道：“接下来几小时我们就等着吧。”

水溶性的苯酚会慢慢和氯仿分离开来，分界呈新月形。DNA溶于水，在检验的下一步就能用滴管提取出来。但是这得等到明天早上啦。

蓦地电话响了，简妮皱起眉头，铃声好像来自自己的办公室。她穿过走廊接起电话道：“喂？”

“请问是费拉米博士吗？”

简妮讨厌别人不做自我介绍就对她直呼其名。这就好像到别人家去敲门，等人家来开门了你却来一句“你谁啊”一样可恶。她本想讥诮两句，但又咽了回去，只是应道：“我是简妮·费拉米，你哪位？”

“奈奥米·福里兰德，《纽约时报》的记者，”她的声音好似一杆五十多岁的老烟枪，“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三更半夜来问？”

“我全天候工作，而且你好像也是嘛。”

“你为什么打我电话？”

“我要写一篇关于科学伦理的文章，得做个采访。”

“啊！”简妮立即想到史蒂夫并不知道自己被领养的事情。这是伦理问题，虽然并非不可解决，但《时报》应该还不知道这点吧？“你想问什么？”

“据我所知，你是利用检索数据库的方法来寻找适合受试者的。对吧？”

“噢，是的，”简妮松了口气，在这方面她无可指摘，“我设计了一种搜索引擎，可以检索计算机数据，找出匹配的条目组。我的目的是找到同卵双生子。这个软件可以用在任何数据库上。”

“但用了软件，你就获得了数据库的病历记录。”

“重点在于你怎么定义‘获得’了，我很小心不去侵犯任何人的隐私，从来不看他人的病历详情，软件也不会输出任何病历。”

“那么它输出什么呢？”

“两个匹配对象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

“但它输出了两个人名啊。”

“当然啦，我要的就是这两个人名。”

“也就是说，要是你把软件用在脑电波图上，它就会告诉你约翰·杜尔的脑电波和吉姆·菲茨的一模一样。”

“一样或相似。但是两位先生的健康状况如何，它是不会告诉我的。”

“然而，要是你事先知道约翰·杜尔是个偏执型精神分裂患者，那你就能断言吉姆·菲茨也是。”

“这种事我们可不知道。”

“也许你会认识约翰·杜尔啊。”

“怎么认识？”

“他可能是你公寓的门卫，或是你认识的任何人。”

“啊，少来！”

“这是有可能的啊。”

“你要把这事儿写成新闻？”

“有可能。”

“好吧，这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但是概率已经小到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在意的程度。”

“未必吧。”

记者似乎决定要制造轰动，不顾事实真相，简妮心里这么想着，开始担忧起来。就是不算媒体，她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你要写的东西到底会有几句实话？”她问道，“你在现实中知道有谁觉得自己的隐私被侵犯了吗？”

“我在乎的是潜藏的可能性。”

突然一个念头击中简妮：“话说回来，谁让你给我打电话的？”

“你干吗问这个？”

“和你问我问题一样的原因。我想知道真相。”

“我不能说。”

“有意思，”简妮说，“我或多或少地把自己的研究项目和研究手段告诉了你，开诚布公，但你藏着掖着，显出一副……嗯，亏心的样子。我猜，你是靠亏心手段知道我的研究项目的吧？”

“我不对任何事情感到亏心。”记者脱口叫道。

简妮觉得自己也开始发火了。这女人以为自己是谁？

“哈，某人还不承认呢。否则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那人是谁？”

“我得保护我的消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