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案实录之一 死亡签名（第28/41页）

我想起沈恕在现场曾对陈广说起“凶手这次未留下犯罪预警，与前两起命案不同”，而陈广当时并未表示反对意见。难道他藏起来的竟然是凶手留下来的证物？可他为什么要甘冒风险这样做？他在尽力阻碍警方找到凶手，也许他与凶手有某种特殊关系？

我问沈恕：“那是什么？是不是凶手留下来的，指向他下一次要杀害的对象？”

沈恕摇摇头，显然他也不知道被陈广藏匿起来的是什么。我们把录像带倒回去，局部放大，一点点拉近画面，终于隐隐约约分辨出那东西的轮廓，但有一点轮廓也就足够了，因为我们三人都对那东西再也熟悉不过，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警徽！”

那握在陶英尸体的手里、被陈广藏匿的东西正是一枚警徽。凶手的下一个杀害对象竟是一名警察！

于银宝气愤地骂着：“妈的，胆大包天了，敢动警察！再杀一个，这王八蛋可就杀害四个人了。”沈恕闻言微微一震，似乎猛然想起了什么，喃喃地念叨：“四个人，四个人，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我和于银宝满头雾水，不知他在嘀咕什么。沈恕忽然问于银宝：“去现场前，我让你找一找陶英遇害前观看的那场话剧的详细资料，现在找到了没有？”于银宝一拍脑门：“你要不提这茬我差点给忘了，那会事情多，我又分不出身来，让两名协警帮我跑一趟，现在应该已经回来了。”于银宝拿起电话问了几句，说：“他俩马上就把剧本送过来。”

话剧名是《伤痕》。我说：“这名字很耳熟，以前在哪里听过。”于银宝附和说：“对，好像挺有名的。”沈恕说：“这是苏南编剧兼导演的话剧，现在人不在了，戏还在演，我们调查苏南遇害案时，听人简单介绍过这幕戏，好像是‘文革’题材。”他一边说，一边翻阅剧本，很快就入了神。

这幕话剧《伤痕》，活生生地再现了那个非常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相互背叛、出卖、凌辱、残杀的真相。“文革”末期，四名来自市内四所高校的红卫兵，分别代表红旗战斗队、东方红战斗队、上甘岭战斗队和井冈山战斗队，闯进某高校余姓教授的家中。四名红卫兵三男一女，他们互相之间并不熟悉，却“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目的就是余教授家祖传的一幅书圣王羲之的墨宝真迹。这幅书法作品如此珍贵，从某种意义来讲，它不仅是余家的藏物，更是全人类的财富。但是对于这四名红卫兵来说，它却是四旧之一，是封建残余，必须要毁掉它，以免它继续毒害后人。

余教授像珍视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这幅墨宝，怎肯让红卫兵们毁去。任四名红卫兵怎样抄家、打砸、呵斥、殴打，余教授夫妇满面鲜血，衣服被扯得破烂不堪，仍绝不吐露书法作品藏在什么地方。余教授的年方十岁的独生子也被打倒在地，鼻血不停地流。杀红了眼的红卫兵把余教授夫妇的藏书、书稿、书画作品全都翻出来，堆在一起，点一根火柴扔上去，眨眼间就燃起熊熊大火，两名嗜书如命的知识分子的多年心血，片刻间付之一炬。余教授夫妇心如刀绞，奈何这时两人的双腿都已经被踩断，自救不暇，哪里还有能力反抗。

红卫兵们终于找出了王羲之的真迹，四人把它摊开在余教授夫妇眼前，得意地哈哈大笑，争先恐后地向上面吐口水。余教授夫妇撕心裂肺地呼叫，但此时却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他们如此孤单无助。红卫兵们欣赏着两名知识分子的伤心和绝望，灵魂深处的兽性得到极大满足。然后，他们用极度夸张的动作把这幅传世千年仍保存如初的孤本珍品扔进烈火中。余教授的独子尖声嘶叫，扑上去对一名红卫兵拳打足踢。那名红卫兵十分恼火，倒提起男孩瘦弱的身体，用力抡圆了向外甩出去，男孩的额头重重地撞在一张檀木八仙桌的桌角上，当即额头上汩汩地流出鲜血，伏在地上抽搐两下，再也不动了。

余教授夫妇心伤爱子，睚眦欲裂，虽身受重伤，仍强行用双手撑着爬行，各自抱住一个红卫兵的小腿，拼命地咬下去。红卫兵见状，一拥而上，两个对付一个，拳打脚踢，足足施虐了近半个小时，余教授夫妇都双眼翻白，口吐殷红色的血沫子，眼见已经死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