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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丁皱起眉头。“我们没有多余的预算浪费在无法企及的目标上。我相信什么无关紧要。实打实的证据，我们只需要关注这个。因此，我们要叫人跟这个玛丽亚谈谈，我们还要去康沃尔拜访帕维尔那个混蛋，看看他最近正在做什么。因为，坦白说，我们现在什么线索也没有。到了斯肯弗里斯街就放我下车，然后你去实验室晃一圈，看看犯罪现场鉴证科为我们找到了什么。有时候，我们就像用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她叹了口气，“还记得以前的好日子吗？那时全是我们说了算。我们想要迅速得到检查结果时，只需告诉他们，让他们全力以赴。如今，他们有了自己的老板，他们声称在警察局的等级制度中，自己与警探平级。你如果想让他们比地球板块移动得快些，就要付出一辆小型家庭轿车的月薪。这帮杂种。”

宝拉无法反驳她。法医学服务的私有化使得一线研究员变成了会计师，他们只会拿着计算器坐在办公室里，仔细计算要把他们的预算用到哪个试验上。陪审团对法医学了如指掌，已经逐渐不再完全依赖犯罪现场鉴证科。起诉方无法公开所有试验结果时，他们会推测有些试验不能支持起诉方的证据。并不是说预算不够，他们已经做了的试验应该足够让法庭上的那些人满意了，有些试验可以不做。不过你权衡这两方面时，很难留下托尼·希尔这样的奢侈品。

“我会看看有什么事需要我跟进。”宝拉说。

“很好。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我对监控录像不抱太大希望。这个家伙很聪明。我们需要变得更聪明些，麦金太尔。我们需要变得更聪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