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第4/5页）

这才叫真正的话不投机，为此，郑耀先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有些时候，果真是好的不灵坏的灵。面对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并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极其宝贵的意见，这意见对纠正我党存在的不良工作作风，起到了积极帮助作用。但极少数分子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并放肆地向党发动言论进攻。他们说“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国内形势是“一团糟”，“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各项建设成就，说“历次运动失败的居多”。他们甚至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政府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一些人别有用心地煽动和阴谋活动，加上当时某些报刊也传播了一些错误言论，一时间，在国内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

言论是自由的，但问题就在于，发表言论的人其目的是什么。在今天看来，将错误和不实的事情强加于人，还要触犯刑法的诽谤罪，更何况是刚建国不久，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均非常紧张的新中国？1957年6月8日，面对全国暗流汹涌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于是，由少数人连累多数人后半生政治命运的“反右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

这场运动原本与郑耀先无关，因为他早就被剥夺了“乱说乱动”的权利。虽说劳改农场并未完全限制他自由，但他一言一行还是要定期向组织汇报的。不过1957年年末，市公安局收到一封来自劳改农场的信，署名是周志乾。信的内容非常令人吃惊，居然公开为一些已被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鸣冤抱屈。

“好你个周志乾，果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哼哼！这回你可不够聪明啊！”将信笺往桌面上一摔，段国维打电话对部下高声断喝，“把他给我抓起来！”

派谁去抓人？当然还是郑耀先的宝贝徒弟——马晓武。

晓武也没料到师父会办出这种事，按理说，以他那种冷静的性格及算死牛的智慧，应该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可谁又曾想到，他还真就这么做了。晓武领人赶到农场时，郑耀先正在上厕所，蹲在茅坑上，他笑嘻嘻瞧着宝贝徒弟，还伸手要烟抽。

屏退了左右，晓武气急败坏地喊道：“你是不是吃饱撑的？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别人躲还躲不及，你怎么还要顶烟上？还嫌自己不够倒霉呀？”

“有烟没有？”

“没有！”

“哎？小兔崽子，你这可不够厚道啊？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师父，连这点忙都不帮？唉！这一进去，再想抽几口，恐怕就难了。”

“你还知道自己会进去？啊？你这不是往死了捉么？”

“谁告诉你我会死啊？”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反倒把暴跳如雷的晓武弄愣了，他傻傻瞧着师父，那样子就好像见了鬼。没心没肺的人他见过，但如此没心没肺之人，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我得给自己找条退路，”向入口望了望，郑耀先压低嗓音无奈地说道，“我是什么身份？反革命嫌疑犯，也就是说属于不审不判，悬在中间十三不靠的身份。我还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被判二十年徒刑的囚犯，只要能熬过刑期，还会有出头之日那一天，可我呢？这顶帽子会被扣上一辈子，到死都摘不下来。那种不被人信任的滋味你体会不到，我曾多次暗示过老钱，可他对待我个人问题总是含糊其辞，为啥你知道么？因为我们这行儿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派出的情报员，不管他以后能不能回来，就当作已经死了。即便他命大，侥幸活下来，也不可能再得到完全信任，直到死去！”

“师父……”

“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信这条规矩打不破。如果我什么都不做，那么直到死，我也就是个可有可无的嫌疑犯。但右派不同，那些倒霉的知识分子都是国家精英，民族的脊梁，扣在他们脑袋上的帽子，绝不会扛一辈子，国家迟早会给他们平冤昭雪。到那时我也就随大溜，以纠正右派为名，让国家给我一个说法……晓武啊！师父这么做你能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