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第4/14页）

屡败屡战，却又屡战屡败，使得革命连遭重创，革命士气越发低落，海内外民众开始对革命产生了怀疑，甚至有的人对革命这条道路已彻底灰了心。

中国的革命形势，彻底陷入了一个低潮期。

保皇党与革命党历来相互敌对，眼见革命党人遭受重创，保皇党人立刻不失时机地跳出来进行冷嘲热讽。

梁启超是保皇党的领袖，一直以来反对暴力革命，他趁机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攻击革命党的领袖：“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一句“远距离革命家”，批评革命党领袖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青年人回国发动起义送死，自己却不参加起义不上战场，反而躲在国外逍遥快活，赚取了大把名利。

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之间，海内外华人之中，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梁启超的这句“远距离革命家”，虽然囊括起来批评革命党的领袖，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其锋芒直指孙文。

孙文身为同盟会的总理，的确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武装起义，甚至一直待在国外，自始至终没有回过一次国。他在这几年里的作用，似乎只是利用自己的名声，在世界各地为起义筹措经费。相比较而言，副总理黄兴更为实干，多次亲临一线指挥起义，与孙文形成了最为直观的对比。

这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也在同盟会内部蔓延开来。

一些同盟会成员公开批评孙文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孙文“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

屋漏偏逢连夜雨，恰在此时，同盟会内部有人批评孙文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并直接指斥孙文贪污革命经费。

这回发难的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章太炎。

原来在革命党人不断发起武装起义之际，清廷也感到了害怕，于是命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交涉，强烈地提出了引渡孙文的要求。日本政府考虑到革命党人将来有可能会在中国革命成功，希望能为将来的合作留有余地，因此不想现在就与革命党人彻底闹翻，像黑龙会等组织，甚至直接与革命党人维持着合作的关系，但同时清廷要求极其强烈，日本政府考虑再三，最终采取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向清廷表示将驱逐孙文出境。为了不得罪革命党人，日本政府在驱逐孙文的同时，甚至通过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之手，向孙文资助了五千元的离日经费，而孙文在日本的一些友人，如铃木久五郎等人，公开向孙文赠款达两万多元。孙文只给《民报》留下两千元的经费，其余则全部带走。《民报》的经费历来困难，作为《民报》的主编，饱尝没钱之苦的章太炎，对孙文此举表示极为不满。

在章太炎看来，日本人向孙文赠送的赠款，应该属于赠送给同盟会的革命经费，而不是赠送给孙文个人的，孙文不能公款私用。他批评孙文的行为说：“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他甚至将《民报》报社内的孙文照片撕了下来，批上了这样几个字：“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然后愤而辞去了《民报》主编一职。章太炎是同盟会内部的浙江派，同属浙江派的陶成章也与章太炎站在了同一阵线上，公开反对孙文，并宣布脱离同盟会，重新恢复光复会。

因为孙文确实没有公开过革命经费的收支情况，与钱有关的事最为敏感，因此孙文立刻陷入了被动，一时之间谣传蜂起。同盟会内部掀起了一股“倒孙风潮”，甚至出现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人之命”的强烈呼声。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风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外危机，稍有不慎，同盟会就可能在困境当中分崩离析，革命就可能从此走上绝路。

面对这场危机，孙文以极为坦诚的态度，写下了一份文字材料，将革命经费的收入和支出情况，一笔一笔详细地列出，并锥心泣血地表示，除了为革命四处奔走时在食宿上的花费，他私人没有花过革命党一分钱。

孙文的这一举动，算是对“倒孙风潮”做出了回应，对质疑他贪污革命经费的谣言做出了回应。

即便如此，经此一闹，革命士气变得极度消沉，尤其是“远距离革命家”这一挖苦，使得同盟会的领袖们陷入极其不利的舆论处境当中，也令众多革命党人心灰意冷，其中不少人对革命的前景持怀疑甚至绝望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