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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先生,”霍索恩在致“国防部负责情报工作的长官”的信中写道。看到这儿,由于我们都是英国人,他所在社会阶层的特点已经跃然纸上——也许只是因为他随便乱用大写字母显得很奇怪吧,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都喜欢这么干。我估计他写这封信肯定花了不少工夫,说不定手边还摆着一本字典。“我希望能和您部门里的工作人员面谈,关于一个人,他为英国情报机构做过秘密工作,是最高级别的。这个人的名字对于我妻子非常重要,也许对你们自己也很重要,所以在这封信里我不便提及。”

全文到此结束。签名是“二级准尉A.W.霍索恩,已退役”,即阿瑟·威尔弗雷德·霍索恩,史迈利从选民登记表中查到的就是这个名字,然后他还去查了陆军部的档案。史迈利在霍索恩的个人情况记录单上不厌其烦地写道:生于1915年,1939年应征入伍,曾随第八军团在开罗和阿拉曼155作战。原士官长阿瑟·威尔弗雷德·霍索恩,战斗中两次负伤,荣获三次嘉奖及一枚英勇勋章,退役时的记录上没有丝毫污点,“堪称全世界作战人员中最为杰出的楷模”,他的指挥官在一通热情洋溢却有点夸张的嘉奖令中如此写道。

我知道,作为一位出色的专业人士,史迈利肯定会在客户登门拜访之前早早就位,就像最近这几个月以来我做的一样:坐在同一张用战争期间的松木做的破旧的黄色桌子前,桌子的边缘被烧成了棕褐色,据说是德国佬干的;桌上摆着同一部老式电话,拨盘上既有数字也有字母;同一张手工上色的女王照片,是她二十岁时骑在马背上拍的。我仿佛看到史迈利皱起眉头盯着手表,然后拉长了脸环视着和平常一样乱糟糟的房间,因为从大家能记起的时候开始,我们一直在跟国防部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决定负责打扫卫生的究竟是他们,还是我们。我仿佛看见他从袖子里掏出一块手绢——又是很费劲,史迈利不管做什么动作都得费一番工夫——擦掉他那把木椅子上的尘垢,然后提前把桌子对面霍索恩要坐的椅子也擦干净。接着就像我自己也做过好几次的那样,把女王陛下的照片擦拭干净,摆正相框,让她那双年轻的、充满理想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我估计史迈利已经在提前研究谈话对象的心理了,任何优秀的情报官员都应该做到这一点。不管怎么说,一个当过士官长的老兵肯定还是希望看到他这里井井有条。然后我看到了霍索恩本人,准时得分毫不差,在看门人的带领下走进房间,身上穿着他最好的一套西服,衣扣像军装一样扣得整整齐齐,靴子的尖头擦得铮亮,像七叶树果似的在暗中闪闪发光。史迈利在会面记录单上对霍索恩的描述只有寥寥几句,却非常传神:身高五英尺七英寸,灰白的短发,胡须剃得很干净,一副军人仪表。其他特征:左腿微跛,穿着军靴。

“我是霍索恩,先生。”他干脆地说道,随即以立正姿势站好,史迈利好不容易才劝他坐下来。

史迈利那天的身份是诺丁汉少校,有一张带照片的气派卡片可资证明。这会儿我读着史迈利写的报告,口袋里也装着一张类似的卡片,上面的名字是内德·阿斯科特上校。可别问我为什么要选阿斯科特这个名字,你只需要知道我在选择地名作为化名的时候,又一次下意识地模仿起了史迈利小小的习惯。

“长官,您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想问问,您来自哪个部队?”霍索恩坐下后问史迈利。

“综合后勤服务部队。”史迈利说道,上头只允许我们这么回答。

不过我敢肯定,这句话史迈利很难说出口。和我一样,他也不情愿把自己说成某种从不参与战斗的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霍索恩带来了他的那些勋章,用一块擦枪布包着。为了他,史迈利很有礼貌地逐一查看了勋章。

“是为了我们的儿子,先生,”老人说,“我一定得来问问您。我妻子——唉,她根本都不愿意再听了,她说那都是他在胡说八道。但我跟她说,我得来问问你们。我告诉她,哪怕您拒绝回答都没关系,可要是不替儿子问问清楚,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他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