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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股气势，就像逻辑一样，很快就从他的抗议声中消失了。格里高利耶夫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

“亚莉珊卓·波里苏娜·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一面吟唱似的念出名字，一面用领带的下摆擦着眼镜。“一个苏联女孩，但有法国护照。”他重新戴上眼镜。“就像你一样，领事，是个苏联人，却有瑞士护照。用的是假名。你是怎么和她扯上关系的，我很好奇？”

“关系？现在告诉我，我和她扯上关系！你以为我这么下流，和一个疯女人睡觉？我被勒索了！就像你们现在勒索我一样，所以我被勒索了。施压！每次都施压，每次都是格里高利耶夫！”

“那么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勒索你的，”史迈利建议说，目光毫无遮掩地瞥了他一眼。

格里高利耶夫瞪着自己的手，举起来，又垂回膝上，又是徒劳无功。他用手帕擦着嘴，对这个世界的穷凶恶极只能摇头兴叹。

“我当时在莫斯科。”格里高利耶夫说。托比事后说，他听见天使合唱团在他耳里唱着哈利路亚。乔治的策略奏效了，格里高利耶夫开始招供。

另一方面，史迈利并没有为自己的成就欢呼庆祝；相反，他的胖脸却很不高兴地皱起眉来。

“请说日期，领事。”他说，仿佛地点根本不是重点，“告诉我你在莫斯科的日期。之后，也请交代每一件事的日期。”

这也是很经典的手法，托比喜欢加以说明，聪明的审问者总会故意点燃一些诱敌的火光。

“九月。”格里高利耶夫迷惑地说。

“哪一年？”史迈利一面问，一面写。

格里高利耶夫又很哀怨地看着托比。“哪一年？我说九月，他问哪一年的九月？他是个历史学家吗？我想他是个历史学家。今年九月。”他悻悻然地对史迈利说，“因为一项紧急的商务会议，我被召回莫斯科。我是一个高度专业的经济领域的专家。如果我没出席，这场会议就没意义了。”

“你的妻子陪你一起回去吗？”

格里高利耶夫无力地叹了口气。“现在他以为我们是资本主义者。”他对托比说，“他以为我们能带着老婆回去开两个礼拜的会，还搭瑞士航空头等舱呢。”

“‘今年的九月，我收到命令，要我单独飞回莫斯科，去参加为期两周的经济会议。’”史迈利说，仿佛大声念出格里高利耶夫的自白似的，“‘我的妻子留在波恩。’请描述这次会议的目的。”

“我们高层讨论的主题是绝对机密。”格里高利耶夫认命地回答，“我们部里希望讨论具体的措施，贯彻苏联官方反对其他国家出售武器给中国的立场。我们讨论的就是，对违反的国家能采取哪些制裁措施。”

史迈利毫无个性的风格，以及佯装的不得不然的官僚神态，此时不仅已树立威信，而且还臻于完美。格里高利耶夫带着哲学式也是非常苏联式的悲观心态，全盘接受。其他在场的人事后都觉得难以置信，似乎他还没被带到公寓来之前，就已有意倾诉心声了。

“会议在哪里举行？”史迈利，仿佛对他而言，形式的细节比机密的事务更值得关切。

“在贸易部。四楼……会议室。在洗手间对面。”他以绝望的轻浮态度回嘴说。

“你住在哪里？”

在资深官员住的招待所。他报出地址，甚至还带着讥讽意味地报出房号。有时候，我们的讨论结束得很晚，他说——已不吐不快似的主动提供信息；但在礼拜五，因为仍然是夏季气候，非常炎热，所以他们结束得较早，好给想到乡间避暑的人方便。但格里高利耶夫没有这样的计划。格里高利耶夫打算留在莫斯科度周末，而且另有缘由。“我安排好了要到一个女孩的公寓住两天，她名叫爱芙朵琪亚，是我以前的秘书。她丈夫当兵去了，不在家。”他解释说，仿佛这是一般男人之间再正常不过的交心，至少是像托比这样心意相通的人可以理解的那样，尽管那些无血无泪的人民委员并不能体会。然后，很令托比惊讶的是，他竟单刀直入。他毫无预警也毫无其他引言地，从他与爱芙朵琪亚的调情，直接切入这次审问的核心。

“很不幸的，我安排的计划被破坏了，因为莫斯科中央第十三处，也就是大家称为卡拉处的人介入了。我被要求立刻去参加一场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