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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大使馆所有的车牌最后两个数字都是七三。”托比说,“英国是七二。格里高利耶娃两个月前拿到驾驶执照。大使馆里只有两个女人有驾照,她是其中一个,而且是个恐怖的驾驶,乔治。我的意思就是恐怖。”

“房子其余的部分谁住?”

“房东。一个波恩大学的教授,痞子一个。前一阵子,美国表弟找上他,说他们想在一楼装几个窃听器,还付他钱。这个教授收了钱,然后像个好公民,向警方报告。警方很害怕。他们答应美国表弟,只要放弃监视,他们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行动停止了。看来我们的美国表弟对格里高利耶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一切只是例行公事。”

“格里高利耶夫的孩子呢?”

“在日内瓦念苏联使节学校,平常住校,周五晚上才回家。周末全家出游。到森林里游玩,滑雪,打羽毛球,采香菇。格里高利耶娃是个热爱户外活动的怪人。他们也去骑脚踏车。”他说,目光暗示似的一瞥。

“格里高利耶夫也和家人一起出游吗?”

“他星期六还要工作,乔治。而且,我很确定,他工作只是为了避开家人。”史迈利注意到托比对格里高利耶夫的婚姻状态已有定论。他怀疑,这是不是托比自己婚姻状态的投射。

他们离开那条街,转进旁边的一条小路。“听我说,乔治,”托比仍然在谈论格里高利耶夫的周末,“好吗?跟踪的人猜到内情。他们一定得这么做,这是他们的工作。有个在签证部门工作的女孩,黑眼黑发,而且,就苏联人来说,长得很性感。那些小伙子叫她‘小娜塔莎’。她的本名不叫这个,但对他们来说,她就是娜塔莎。每个星期六,她到大使馆,去工作。有好几次,格里高利耶夫开车送她回慕里。我们拍了照片,还不坏。她在她的公寓附近下车,走五百米回家。为什么?另一次,他哪儿也没载她去,只是开车在古尔腾兜圆场,非常热烈地交谈。或许这只是那些小伙子的期望,因为格里高利耶娃的关系。他们喜欢这个家伙,格里高利耶夫。你知道跟踪的人是什么样子。不是爱就是恨。他们喜欢他。”

他停下车。一家小咖啡馆的灯光照透浓雾。咖啡馆的前院,停了一辆绿色的雪铁龙双发动机跑车,日内瓦车牌。后座堆满了硬纸板箱,看似货物样品。收音机天线上垂了一条狐狸尾巴。托比跳出车子,拉开雪铁龙脆弱的门,催促史迈利坐进驾驶旁的座位,然后,递给他一顶软帽,他立即戴上,而托比自己则戴了一顶苏联式的毛皮帽。他们再次开车上路,史迈利看见那个波恩主妇爬上他们刚抛弃的那辆橘色富豪的驾驶座。他们离开时,她的孩子还透过后车窗无精打采地挥手。

“大家都还好吧?”史迈利问。

“好极了。他们到处刨根问底,乔治,每一个人。萨特兄弟其中一个因为孩子生病,必须回维也纳去,他心都快碎了。其他都很好。对他们来说,你是第一号重要的。从右边赶上来的是哈利·史林戈。记得哈利吗?以前是我行动的伙伴。”

“我听说他儿子拿奖学金上牛津。”史迈利说。

“物理系。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那孩子是个天才。眼睛继续看着路面,乔治,别转头。”

他们超过一辆蓝色厢型车,车身上用活泼的字体漆着“汽车快递”,驾驶一面开车一面打瞌睡。

“后面是谁?”摆脱阻碍之后,史迈利问。

“佩特·拉斯提,以前是个猎人头的。那些家伙日子很不好过,乔治。没有工作,没有行动。佩特签约加入罗得西亚70军队。杀了几个人,觉得没意思,就回来了。难怪他们这么爱你。”

他们再次驶过格里高利耶夫的房子。另一扇窗户里亮起灯光。

“格里高里耶夫很早就上床睡觉。”托比有些敬畏地说。

一辆挂着苏黎世领事馆车牌的礼车停在他们前面。驾驶座上,司机正捧读一本平装本的书。

“那是加拿大比尔。”托比解释说,“格里高利耶夫离开家,右转,会经过佩特·拉斯提。左转,会经过加拿大比尔。他们都是好孩子。非常有警觉性。”

“在我们后面的是谁?”

“梅纳兹哈根家的女孩们。最大的一个已经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