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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忙。”

“他一天到晚在忙什么？他像个患淋病的隐士，在楼上那个洞窟里一个人在瞎搞。他读那些乱七八糟的档案是为了什么？我敢说，他大概是在怀念他那并不值得怀念的经历。他满面病容。我想也是为了巫师的缘故。”

史迈利又没有说什么。

“他为什么不跟厨师一起吃饭？他为什么不跟我们在一起，而自己在上面挖乱七八糟的东西吃？他有什么目的？”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目的。”史迈利说。

“啊，别装模作样了。当然他有目的。我在上面也有个线民，一个老妈妈，你不知道吗？给她一块巧克力，她就会什么都告诉我。老总在研究圆场昔日英雄的人事档案，看看有没有丑闻，谁是左倾的，谁是好男色的。他们这些人里已有一半入土了。研究我们所有失败的事，你想得到吗？但是为什么？只是因为我们成功干了一件事。他疯了，乔治。他得了老年恐慌症，我这话没错。安恩有没有告诉过你弗莱舅舅的事？他以为仆人们都在玫瑰花里安装窃听器，想知道他把钱藏在哪里。离开他吧，乔治。跟着要死的人没有意思。赶快切断关系，走下楼来，跟大伙儿在一起。”

安恩还没有回来，因此他们一起到国王路上去找出租车，一边走，比尔一边谈他最近对政治的见解，史迈利一口“是的，比尔”，一口“不对，比尔”敷衍着，心里在想不知怎样向老总报告才好。他现在已记不得比尔当时是持哪一种见解了。在前一年，比尔是鹰派。他主张撤换欧洲的一切常规部队，代之以核武器。他几乎是白厅里惟一主张英国要维持独立的威慑力量的人。今年——如果史迈利没有记错——比尔却积极主张非战，鼓吹采用瑞典的解决办法。

路上没有找到出租车，夜晚空气很好，他们像两个老朋友一样继续逛着。

“还有，如果你想出让那个米里斯头像，请告诉我好吗？我会出一个好价钱的。”

史迈利以为比尔又是在开一个笨拙的玩笑，他一口回绝了他，终于要生气了。但是海顿根本没意识到他所在乎的。他望着街道的那一头，看到一辆出租车过来，连忙举起了他长长的胳膊。

“哦，天呀，你瞧车里，”他恼火地叫道，“全是到奎格酒店去的犹太人。”

“比尔的屁股一定像一个铁格架，”老总第二天自言自语地说，“他是墙头草。”他眼光失神地看了史迈利一会儿，好像是要穿过他看到另外一个不那么有血肉的东西，接着就定了一定神，又低头继续看他的文件了。“幸好他不是我的表兄。”他说。

下一个星期一，老妈妈们有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告诉史迈利。老总飞到贝尔法斯特和军方会谈去了。史迈利后来核对了一下出差预支条，发现这是个谎言。那个月圆场里没有人飞到贝尔法斯特去，却有一张去维也纳来回的头等票的报销单据，签发的主管名字是乔治·史迈利。

海顿也在找老总，他很不高兴。“现在又是怎么一回事？把爱尔兰也扯了进来，大概是要造成组织上分化吧。天呀，你的头头真没药救了！”

汽车里的灯光熄了，但是史迈利仍看着它花花绿绿的车顶。他心里想，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水是从哪里来的，还有钱？他想像不出要在苏塞克斯花园过隐居生活的后勤工作：供水、排水、电灯。安恩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比尔也能。

事实。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在巫术计划之前一个和煦的夏日夜晚，我突然从柏林回来，发现比尔躺在我贝瓦特街家里客厅的地板上，安恩在电唱机上放一张李斯特的唱片。安恩坐在屋子另一头，身上只穿一件晨袍，脸上没有化妆。没有发生难看的场面，大家都竭力装得自然的样子。据比尔说，他是从机场回来，路过这里，他刚从华盛顿回来。安恩当时在床上，但是一定要起来见他。我们大家都说，真遗憾，早知道就从希思罗机场一起叫辆出租车回来。比尔走后，我问：“他要干什么？”安恩说：“要找个人听他诉苦。”她说，比尔遇到了桃色纠纷，要找个人谈谈心里话。

“华盛顿有个费丽西蒂，要他让她生个孩子，伦敦有个琴，肚子里有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