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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这省了多少人力，”劳德马上叫道，“棒极了，真是棒极了。”兴奋之下，几乎和比尔·海顿撞个满怀。

比尔·海顿正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这是一间六角形胡椒瓶一样的房间，临窗是新康普顿街和查令十字街。他走的方向和他们一样，不过速度是每小时半英里，这对他来说在室内已是开足马力了。室外是另外一回事。吉勒姆也见过，那是在沙拉特作演习的时候，有一次是夜里空降希腊。他在室外动作敏捷。神态警觉的脸，虽然在这条闷热的走廊里显得有点阴暗冷淡，但可以看出是在开放的户外由他所服役的偏远地方熏陶出来的。这些地方多得不可胜计，在吉勒姆的敬佩的目光看来，似乎所有谍报活动地区都留有海顿的印记。吉勒姆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不止一次和神出鬼没的海顿意外相遇。比如一两年以前，吉勒姆当时还在从事海上谍报工作，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搜罗一批海岸观察员，监视中国的两个港口温州和厦门，他惊奇地发现，这两个地方早已有潜伏的中国情报员，那是比尔·海顿战时不知干什么活动时招来的，还有无线电等装备，可以和他们联络。另外一次，吉勒姆与其说是出于对目前工作的劲头，不如说是出于怀恋过去，他翻阅战时圆场海外活动记录，在两份记录中两次见到了海顿的工作姓名：一九四一年他在海尔福特河口指挥法国渔船；同一年，以吉姆·普莱多为助手，从巴尔干到马德里布置了一条南欧传输线。在吉勒姆看来，海顿属于圆场一去不复返的老一代人物，他的父母和史迈利也是属于这一代——与众不同，特别是在比尔·海顿身上，还有贵族血统——他们的生活不像他这一代那么匆忙，都悠闲得很，三十年后，仍使圆场有一种冒险的神秘气氛，久久不散。

海顿见到他们两人，就站住不动。吉勒姆距上次和他谈话已有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里他大概出差去了。现在，在他的办公室门里透过来的光线的反射下，他看上去黑得出奇，高得出奇。他手中拿着什么东西，吉勒姆看不清是什么，可能是一本杂志、一份档案、一份报告；从他的身侧看去，他的办公室好像大学生的寝室，乱七八糟。到处都是成堆的报告、文件、档案；墙上有一张绿色呢面的布告牌，钉满了明信片和剪报；旁边斜挂着一幅比尔以前画的没有配框的油画，以沙漠平淡的颜色为背景，中间是个圆形的抽象物。

“哈啰，比尔。”吉勒姆说。

海顿没有关门——这是违反管理组的规定——正在他们前面，仍旧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穿戴仍旧不脱他的怪诞本色。上衣肘部贴的两块皮革是菱形，不是方块的，从后面望去，像个丑角。他的眼镜就像蛙镜般塞在前额的头发里。他们拿不定主意，跟着他走了一会儿，他突然转过身来，像个塑像从底座慢慢转过来一样，眼光盯住吉勒姆。这时他才露出了笑容，他的新月形的弯眉像小丑似的抬了起来，他的面容一变而显得俊秀，而且年轻得出奇。

“你这乞丐在这里干什么？”他高兴地问。

劳德把他这句开玩笑的话当了真，向他解释法国人和赃钱的事。

“你最好把银器锁起来。”比尔说，看也不看他一眼，“那些剥头皮的会把你的金牙都给偷走。把小姐们也锁起来，”他想了一想又补充说，眼睛仍盯着吉勒姆，“要是她们会让你锁起来的话。剥头皮组什么时候洗起自己的赃钱来了？这是我们的事。”

“负责洗钱的是劳德。我们不过是经手。”

“把报告给我，”海顿对劳德·斯屈克兰说，态度突然不客气了，“我不想再把事情搞错了。”

“已经送去给你了，”吉勒姆说，“可能已放在你的收发篮里了。”

他最后点了一下头。他们就继续向前走，吉勒姆觉得海顿淡蓝色的眼光在他的背上打转，一直到他们转弯为止。

“这家伙真不简单。”劳德说，好像吉勒姆以前没有见过他似的，“伦敦站不可能有更好的领导了。非常有能力，成绩非常好。高明极了。”

吉勒姆心里不客气地想，而你的高明呢，是靠关系的。不仅有比尔，还有咖啡机的，还有银行的。他的沉思被罗埃·布兰德的伦敦土腔打断了，他在前面门口对着他们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