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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众人兴趣的是个惶然恍惚的老农夫。他坐在路边石头上，草帽夹在膝盖间，脸埋在手里，发出猩猩似的哀号怒吼。围在他旁边的是十来个出主意的谋士、旁观者与顾问，还包括好几个需要彼此扶持才能站稳的醉鬼。另外还有一个显然是他老婆的老女人，每回老头儿让她有插嘴的机会，她就大声表示赞同。警察很不情愿地从显然非我族类的群众间清出一条通道，潘戴尔别无选择，只能让自己成为旁观者，虽然他并不积极参与争辩。老头儿被烧伤得很严重。每次他为了做手势或反驳，手一离开脸，很清楚就可以看见他的烧伤。左颊有一大片皮肤不见了，伤口向下延伸到无领衬衫敞开的颈部。因为烧伤了，警方提议送他到本地的医院打针。每个人都同意，这是治疗烧伤最妥当的方法。

可是老头不想打针，也不想治疗。他宁可痛也不要打针。他宁可让血液中毒，得任何邪恶的后遗症，也不愿意跟警察一起上医院。理由是，他是个老酒鬼，这很可能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狂欢节。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打了针，你在这个狂欢节就不能再喝酒了。因此他意志清楚地作了决定，有造物主与他老婆为证，告诉警察说，把针留给他们自己的屁股吧，他宁可喝到不醒人事，反正喝醉了也就不痛了嘛。所以呢，如果他们能行行好，滚远点，包括警方，他会很感激。而且他们如果真的想帮忙，最好就是给他来一杯，也给他老婆喝一杯。要是能来瓶甘蔗酒就再好不过了。

潘戴尔仔细听，觉得每一句都别有深意，虽然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也不完全清楚。慢慢地，警察撤去，人群也散去。老太婆坐在老头身边，手臂环住他的脖子。潘戴尔走上台阶，这是整条街上惟一没亮灯的一幢房子。他对自己说：我已经死了，我和你一样死了，迈基，所以别以为你的死可以吓倒我。

他敲敲门，没人应，但是却引来街上的人纷纷回头。在狂欢节里，谁会去敲别人家的门啊？所以他不再敲了，把脸藏在门廊的阴影里。门虽然关着，却没锁。他转了把手，走进去。第一个念头是，他回到了孤儿院，圣诞节将近，他又要在耶稣诞生剧里扮演东方博士，手拿灯笼与手杖，头戴别人捐给穷人的棕色旧呢帽——只是在他走进的这幢房子里，演员站错了位置，而且有人掳走了圣婴。

铺瓷砖、空无一物的房间是马厩。广场上的烟火是预示圣子降生的闪光。一个裹披肩的女人望着马槽，双手托住下巴祷告，那是安娜，她显然觉得在死者面前应该掩住头。但是马槽非马槽。那是迈基，倒卧在地。如她先前所言，迈基的脸平贴在厨房地板上，屁股翘起，一张巴拿马地图占满他半边的头，那个应该有只耳朵与一个脸颊的半个头颅。而他用以了结的手枪就躺在他身边，控诉地指向入侵者，多此一举地告诉全世界他们早已知道的事：哈瑞·潘戴尔，裁缝，梦想供应商，虚构人物与遁逃之处的创造者，杀害了他自己的创作。

潘戴尔慢慢习惯广场上烟火、闪光、街灯交织成的闪烁光线之后，开始看出迈基轰掉脑袋时造成的一片混乱：遗迹散在瓷砖地板上、墙上，甚至在一些夸张的地方，例如潦草彩绘着强盗与姘妇饮酒作乐的抽屉柜。就是这些景象点醒他对安娜说出第一句话，话里的实际考虑多于抚慰成分。

“我们要找东西遮住窗户。”他说。

但她没回答，没动一下，没转过头。这使他觉得，在她自己看来，她已经和他一样死了，迈基也杀了她，她意外受害。她努力想让迈基开心，而现在他枪杀了她：把这个当成你所有的麻烦吧。所以，有那么一瞬，潘戴尔很气迈基，谴责他的行为极不人道，不只是对他自己身体的暴行，也是对他老婆、情妇、儿女，甚至他朋友潘戴尔的暴行。

然后，理所当然，他记得自己对这件事所该负的责任。他把迈基描绘成伟大的斗士与间谍；他试着想像警方暗示说他要再坐好几年牢时，迈基会有什么感觉。不管他如何数落迈基自杀所带来的微不足道的坏处，都立即被他犯罪的事实一扫而空。

他抚着安娜的肩膀，身上犹有款待客人的责任感：这个女人需要鼓舞。但她仍然不为所动。所以他用手撑在她腋下，拖起她的脚，让她靠着他。她又僵硬又冰冷，和他想像中的迈基一样。很显然，她一直呆着没动，盯着迈基，所以他的静寂无声也窜进她的骨子里。她生性是个点子多、爱笑闹、活泼好动的女孩，从潘戴尔见过她的那几回就可以看得出来。她很可能这辈子从来没有像这样，一动也不动，这么久地盯住一个东西。起初她尖叫，咆哮，抱怨——潘戴尔心里盘算，想起她在电话里的对话——等她把体内这一切都发泄殆尽，就进入一种视而不见的状态。于是等她冷静下来，也就固定不动了，这就是她为什么抱起来会这么僵硬，牙齿不住打颤，也无法回答他关于窗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