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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没能看到佩内洛普。我想她跟我一样擅离职守了。有一会儿我还希望她已决定最后入场，直到我看见她挤在大厅的另一端，正跟她报社的高层们说得兴高采烈。她穿着一套绸缎制成的长裤套装，很新很平滑。那一定是她当做礼物买给自己，并在办公室或者在她来此前最后待的其他什么地方换上的。为什么，我大脑的一边在大叫，哦，为什么我没买来送给她？为什么一周前吃早餐或者在床上睡觉时我没有想到她也许正等着我对她说：佩内洛普，亲爱的，我有个好主意。我们一起去骑士桥，给我俩选购一身新衣服，好参加为你举办的盛宴，全部由我付账，如何？购物是她的最爱。我本可以早就安排好这一切的，我本可以扮做她的仰慕者，在她最喜欢的一家餐厅里请她共进晚餐，而不介意她赚的钱不仅是我的两倍，还有说了你也不信的丰厚外快。

另一方面，由于某些原因——我还是等时机更合适时才跟你们说吧——我大脑的另外一边很高兴我没有向她这样提议过。这跟钱无关，倒是与压力之下人的逆反心理有很大的关系。不知道是谁的手掐了我屁股一下。我转过身来，刚好对上了杰利科充满笑意的目光。杰利科昵称“杰利”，是佩内洛普所在报社最新的一颗“白人青年中的希望之星”，最近刚刚从一家敌对报社跳槽过来。像往常一样，他懒洋洋、醉醺醺、古里古怪的，中指与食指间夹着根手卷香烟，正向我示意。

“嘿，佩内洛普，是我，我来啦。”我不理他，大声叫道，“医院里有事耽搁了。真抱歉。”为了什么要抱歉？为被耽搁在那里抱歉？几个人转过头来看着我。“哦，他呀，叫萨尔沃，是佩内洛普的老公。”我转动脑筋，又更大声地叫了起来：“嗨，佩内洛普。还记得我吗？是我，你迟到的老公。”我脑筋急转弯，炮制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封面故事，讲的就是我服务的一家医院——为防万一，我不想说是哪家医院——把我召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卢旺达病人床边。他有犯罪前科，现在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医院要求我不仅要为护理人员，也要为两个苏格兰场探员翻译他的话。我希望佩内洛普能接受这个理由，能让她感叹一声：可怜的萨尔沃。我看见她脸上露出柔和的微笑。我想我得挤到她那里去。但我突然意识到灯光照在一个脖子粗大的男人身上，他穿着一身晚礼服，站在一把椅子上，满口苏格兰土音英语，大声叫道：“该死的，安静！闭嘴，所有人都他妈的闭嘴！”

底下这群乱哄哄的听众立刻就静了下来，变得跟绵羊一样驯服，都往他那边聚集过去。因为他就是佩内洛普报社那个大权独揽的主编费格斯·索恩，新闻界称之为“大喇叭索恩”。索恩提议说他要为我妻子佩内洛普发表一个幽默有趣的演说。我期待着，同时也尽力地想要与佩内洛普的目光对上，但我敢肯定，她正仰望着她的老板，就像花儿迎着给予它们生命的阳光一样。

“现在，我们都认识佩内洛普了。”大喇叭索恩说道。下面听众发出了阵阵阿谀奉承的掌声，他满不在乎，但这掌声却惹恼了我。“我们也都爱佩内洛普，”——他重重地顿了一下——“不过是用我们独特的方式。”

我竭尽全力想要挤出一条路走到佩内洛普身边，但人群已经把路堵死了。佩内洛普就像娇羞的新娘一样被拉到台上，温顺地站在索恩旁边。而这也正给了索恩机会，他低头便可以看到她低胸礼服下的无限风光。我心里开始想，她可能根本就不记得我没来，也不会注意到我来了。这时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类似“上帝的裁判”一般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开来。我的胸膛在颤抖，我感到一种麻木感很有节奏地从我左乳传来。我想我就要死了。我拍了拍麻木的部位，这才意识到是手机以一种我不熟悉的模式在震动，那模式是一小时三十五分钟前我离开医院之前设定好的。

我原先没能挤进人群中，现在却方便了。台上索恩先生正在一语双关地评价着佩内洛普，我心里却在感激这个电话，蹑手蹑脚地走向一扇标向“卫生间”的门。出门之前，我再一次回头，却看到佩内洛普正抬起新做了发型的头看着老板，嘴巴因惊喜而张开。在她用料甚少的低胸礼服下，可以看到她的胸部一起一伏。我任手机一直震动着，直到下了三级台阶到了一处安静的走廊我才屏住呼吸，按下接听键。手机里传来的既不是我最害怕也不是我最希望听到的声音，而是国防部官员安德森先生那长辈似的北部乡村口音。他问我能否马上为国家承担一项相当重要的口译任务，他诚恳地希望我能去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