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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道“裂缝”看上去是那么窄,我想侧着身体过去都不成,而且大部分地方都还没有我的手掌宽。从冰雪覆盖的陡峭斜坡上的一个位置,另外一道小很多的裂缝呈现出树形分散结构,以非常奇怪的角度向上延伸,或许那里根本没有利用价值。

这次攀爬的最后一道垂直斜坡就是一道夺命斜坡,这么说几乎没有一点儿夸张。

不管按照哪个国家或大陆的攀登难度评级方法,这最后20来英尺陡坡肯定会被列入“极难攀登”等级。到了1991年,也就是我动笔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人们把“极难攀登”等级定位5.9或5.10级。若要攀登这道陡坡,不仅仅要求有卓绝的登山技能,还要有绝对的献身精神。当然可以说那是献身精神,不过简单说,这其实就是在找死。

而且,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难度等级是攀登海平面的难度等级。比海平面高出28,200多英尺的这里,会被评为几级呢?

我怎么才能对理查、让-克洛德、雷吉和帕桑他们几个人说出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我不行。不仅是因为我的喉咙被冻住了,像是卡着东西,而且疼得要命,上呼吸系统也被冻住了,吸入的氧气量还不到平常的三分之一,还因为就算在夏天的马萨诸塞州,这面山壁与地面的距离只有10英尺,我身下铺满了床垫,我也不可能登上这最后20英尺的斜坡,更何况是这里距离下面的东绒布冰川有8000多英尺的垂直距离呢。

没有人能做到。在那一刻,我很肯定乔治・马洛里没有能力登上那里,也没有登上那里。我很肯定马洛里和欧文到了第二台阶后近距离地看了一眼,然后就转身离开了。不管是因为什么耽搁了,以至于他们必须在日落后穿越黄色地带下面的岩架下山,反正在那一刻我绝对肯定,绝不是因为他们先是登上了第二台阶然后从上面爬下来而耽误了。

绝无攀登可能。

“你怎么看,我的朋友?”让-克洛德说。

我咳嗽了一下,清清喉咙。“从三角形雪顶开始,”我说,“那里距离那面山壁和大裂缝有6英尺到10英尺远。先是自由攀越那些砾石,到达那块砾石的中央,然后向上攀登,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使用爬烟囱的方式,然后跨一大步,登上那片陡峭的雪地。接下来,采用横切攀登方式折回裂缝中央,然后顺着这道裂缝的上部和其他裂缝向上攀登那一段垂直距离,然后……哦,剩下的路线还是等我到了那里再想吧。”

这话听上去挺流畅,可实际上我说话时可不是这个样子。我不得不停下来咳嗽了三次,弯着身体,撕心裂肺地咳嗽,而每一次咳嗽发作都可能是我临终前的最后一次咳嗽。

“我同意这条路线,”理查说,“不过你感觉你能按照这条路线登上去吗,杰克?你咳嗽得很厉害,而且越来越厉害。我很乐意一试。”

我感觉自己摇了摇头。时至今日,我都不肯定我到底说了什么,是说了“不,这样的自由攀登根本不可能做到,我打死都不去”,还是“我非要坚持第一个上”?

显然我的朋友们听到的是后者。

这时候我脱下了诺福克夹克、羊毛裤和我的薄丝绸手套。其他东西都已经被塞进了我的背包并已绑好。我办了一件蠢事,竟然把我的厚羊毛帽拉得特别低,盖住了我的皮摩托车头盔,因为我把我的护目镜推到了额头上,所以羊毛帽也盖住了我的护目镜。这可以说是一次终极攀登了,我必须看着下方,时刻关注我的双脚。我的氧气罩和护目镜阻挡了我的视线,所以我感觉自己距离这个既狂风肆虐又寒冷无比的世界之巅极为遥远。我把背包、氧气罐、防毒面具包和冰镐都摘掉了,我的背上没什么东西能让我失去平衡。我一直穿着冰爪,因为我已经学会依赖它们来攀爬岩石,但岩石和我的脚之间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我的病、我的累,还有令我软弱无力的恐惧。

“你们知道的。”我像是聊天那样对理查和雷吉说,漫不经心的语气只是被气喘和咳嗽打断。“我正在琢磨一个好办法,有了这个办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且我们两边都不会再有人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