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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不管他是不是社会主义者！”我大声喊道，一边愤怒地在蘑菇石上来回踱步，“谁在意那些该死的社会主义者呀，纽约就有好几千这样的成员，在我生活的波士顿可能也有好几百人。布罗姆利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我指了指脚边的尸体，注意到了“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式的胡须”，以及尸体的面颊和下巴上的黑色短须。有那么一刻我恶心得差点儿昏倒，我猛然记起人死后毛发是会继续生长的。

“……就是为了获得这个该死的社会主义者这些恶心的照片？”我有气无力地把这句话说完了。

“他不是社会主义者，杰克。”雷吉说，“他是纳粹。是纳粹分子。”她一边在背包里翻找着什么。

“那又怎样？”我不依不饶道，“就连我都知道德国的魏玛就有数百个这样政治狂热分子。就连我这样的人都知道，我可是连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几乎分不清。我们差点儿登上珠峰峰顶，我们这么辛苦才爬上来，结果居然……我们历尽千辛万苦，结果却只是为了获得一个恶心的鸡奸者及其受害者的照片。天哪，你们看看，其中一个受害者，房间里的其中一个孩子，居然是小科特・梅耶。他居然将这种垃圾卖给你的表弟珀西！”我简直气坏了，两根手指将照片夹在风中，说：“我要把这种垃圾扔了。”

“杰克！”雷吉生气地说。

我低头看着她。她居然双手举着那把12毫米口径的信号枪，正对着我惊得目瞪口呆的脸。

“如果你胆敢把照片扔了。”她平静地说，“我就用这把信号枪打死你，我对天发誓我一定会的。我爱你，杰克。我们所有人都爱你。把照片还给我，否则我一枪打爆你的脸。你知道我会的。在冰川上的时候，我就用这玩意儿干掉过德国人。”

那一瞬间，我知道她说的是真话，知道她爱我，是那种姐弟之间的爱，唉，（也许把我当成了她死去的表弟）我也知道如果我把照片扔了，她立马就会开枪。接着，我记起了红色信号弹射中卡尔・巴赫纳张开的嘴中的情形，他眼睛里的液体就跟融化的蜡一样流到了面颊上。

我仔细将信封里的照片和底片交还给了雷吉。

“我好奇的是，”理查用平日里谈话的语气说，好像刚才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照片到底是谁拍的。不是……布罗姆利吧？”

“不是。”雷吉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极其疲惫，“不过，珀西瓦尔会经常装扮成放荡的亲奥、亲德英国逃亡者出入这种场所。拍摄照片的是科特・梅耶。他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小照相机，那玩意儿具有延时功能。珀西给他就是为了让他拍这些照片。”

我们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在这具奥地利人的尸体上。他是那样的年轻。我第一次发现梅耶的鼻子下有一道姜黄色的印记，很显然，这个小伙子即将长出胡须了。

“梅耶也是间谍？”我说，也没期望谁会告诉我答案。

“是的。”雷吉说，“科特・梅耶也是犹太人。”她说，好像这就把一切给说通了。

那一刻，我以为她的意思是说，犹太人自然比其他人贪婪，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做，当然，在哈佛上学的时候，或者在波士顿生活的时候，我从没跟犹太人打过交道，然后我记起纳粹好像非常不待见犹太人，特别是德国或者奥地利的犹太人。但这个叫希特勒的混蛋却跟一群犹太男孩发生性行为，除了那名成年的纳粹外，照片中的所有人都割了包皮。这说不通啊。一切都是那样……淫秽不堪。但我只是摇了摇头。

“在跟我表弟珀西瓦尔共事的人中，科特・梅耶算得上最勇敢的人。”她说，“珀西跟许多勇敢的人一起并肩作战过，大多数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勇敢，最终都牺牲了。”

我对这番言论没有发表任何看法。

“在这儿。”雷吉说，她已经将那把刚才威胁杀死我的卫瑞信号枪放了下来，继续在她表弟的尸体上搜寻着。